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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英和丈夫刘文斌抱着重外孙子

李元英，后面是长孙刘申坤

“呃——不哭喔，我们不打针，一点也不痛！”李元英一边轻言细语地哄着腿上哇哇直哭的小孩，一边在小孩的屁股上轻轻地抚摸，同时用棉签醮上酒精，在即将落针的部位轻轻地画着圈圈。在温言软语、轻抚细摸，外加酒精挥发带来的丝丝凉意的抚慰下，小孩顿时止住了哭声，失去了警觉。就在这一瞬间，李元英飞快地准备好了针管，然后一针扎下去，将针管里的药水缓缓推进了小孩的身体。待小孩反应过来，张开嘴刚要嚎啕大哭时，李元英的针已经拔出来了……这一幕，曾经无数次地出现在老街孩子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待小孩们陆续长大成人，也有了自己的儿孙时，李元英已经年过古稀。此刻，她正坐在自家门前，笑呵呵地招呼自己的重孙女吃饭。说起那陈年往事，李元英没有说太多，只用“偶然”二字对过往岁月做了一个轻松的注脚。尽管这偶然中包含着许多必然，但这丝毫不影响李元英舒缓的表达。李元英本是祁东人，她七岁那年，母亲就抛下姐弟俩，走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后，她一边务农，一边带着弟弟上学，每天放学回来，还要帮父亲放牛、打柴、扯猪草，每当农忙时，她同大人们一样下田割禾、插秧——小小年纪，她却喝足了人间的苦水。这样的日子，一坚持就是六年。到了十三岁那年，家里没钱，供不起她上学了，于是高小毕业后，她就辍学在家，帮父亲料理农活，成了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三年后，“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影响蔓延到了李元英的老家。因天灾人祸，乡亲们种植的口粮被上缴了，没得吃，大家只好吃起了树皮、草根，后来树皮、草根也吃没了，有些地方居然吃起了观音土。面对如此窘迫的境况，父亲带着两个孩子硬是撑不下去了。这时，恰恰有人上门来做媒，男方系老街的刘文斌，是一名医生。当父亲前来征求她的意见时，此时只有十六岁的她，羞涩地低着头，不作声。婚事简简单单，很快就操办完了。婚后，她一直在老街务农，每天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忙碌如蚁，却又寡淡如水，和普通农妇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硬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高小毕业的她，期间在老街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员。就这样，平平淡淡的，她在老街一呆就是十个年头。她原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却不料这一切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生了改变。这天，她正在田里拔秧，突然被生产队长叫到一边，要她赶紧洗洗脚，到县妇幼保健站接受培训。原来，根据上面的要求，这时老街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大队急需一名女接生员兼赤脚医生，选来选去觉得李元英有文化，而且丈夫又是医生，担任这一角色最合适不过，于是便选中了她。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新中国为了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状况而诞生的一个职业。之所以称之为“赤脚”，意思是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没有固定编制，是打赤脚上田的医生，等治好了病下到田里，又是一个活脱脱的农民。因为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有时候白天务农，晚上还要为乡亲们送医送药，所以，赤脚医生在当时被视为一个身兼数职的苦差事。至于接生员，与赤脚医生的性质差不多。那时，在老街，是没有女医生的，生孩子时，一般由“接生婆”操持。如果是大户人家，往往在快生产之前，将“接生婆”接到家里等着；如果是一般的贫苦人家，往往只能让自己的婆婆或者邻居亲自动手。这种接生往往风险极大，一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保母”还是“保子”，甚至“母子全失”的痛苦。其时，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因此出生率普遍很高。而接生一个孩子，一守就是半天一晚的，发生难产时，还得跟着主家一起担惊受怕。因此，接生员也不是一个好伺候的行当。而且，从事接生员和赤脚医生，都是些既没有保障，又苦累不堪的活，每年除了队上补给一两百块钱工资外，顶多就是记个工分，到年底多分一点粮食而已。所以，对于这个“偶然”的机会，很多人并不看好。可是，李元英却没有想到苦和累，一听说有这么个机会，一下子觉得受宠若惊，赶紧按照大队的要求，卷起铺盖，到县妇幼保健站报了到。学习期间，她十分刻苦，从怀孕期间的营养到分娩前的注意事项，从产生阵痛到婴儿呱呱落地的全套技法，从婴儿分娩后的母乳供应到抚育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