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新冠病毒引起的瘟疫正在全球肆虐，“看不见的敌人”四处蔓延，感染人群，散布死亡，人类因它遭受着巨大的磨难和痛苦。但是，瘟疫并不只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它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

在汉以后的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都有不少关于瘟疫的记录。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瘟疫的记录，比较系统和集中，但相对简略，往往只是一些瘟疫发生次数的列举，有时有些关于瘟疫和其他灾异的哲学讨论，但少有对瘟疫发生时社会状况和人们心理状态的描写。

各地方志中有些具体的记录，但多是有关明清等晚近时期的瘟疫，而且有待研究者发掘。另外，古代文人在他们的诗文中，偶尔对瘟疫有零星的提及。

中世纪的欧洲，对瘟疫的记录包括各种社会职业的人士：僧侣，教士，律师，学者，医生等等。记录的形式也比较多样，有笔记，传记，书信，医学病例报告等等。这些疫病的记录多从个人角度的观察出发，常常具体而深动。

中国历代瘟疫频繁发生，规模大小不一，种类也不太明确。这不难理解，古代人民认识水平有限，无法识别不同种类的瘟疫，在记录它们时，往往只好不加区别的都称之为瘟疫或疫病。

正史系统的记录从东汉开始，从安帝元年（公元年）会稽郡的瘟疫，到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年）的大瘟疫，前后一百多年，共有十来次瘟疫。

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仍旧频频发生。从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年）到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公元年）两百多年间共发生瘟疫二十多次。

唐代也多次发生瘟疫。从贞观十年（公元年）到昭宗大顺二年（公元年），两百多年间，发生了近二十次的瘟疫，但大部分是地方性的。

宋元时期瘟疫更加频繁，有时一年同地数次发作，有时数地同时发作，算是一次疫病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蔓延还是多次疫病，不好断言，因此很难统计具体次数。比较确定的是大多数疫病都是地方性的。

明代有记载瘟疫大小数十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当是永乐六年（公元年）正月发生在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等地的疫病，死亡人数据说多达七万八千四百多人。

中世纪欧洲记录的瘟疫，规模宏大，一旦来临就席卷整个欧洲。瘟疫在欧洲的大规模发作，在中世纪有两次。第一次从公元六世纪延续到公元八世纪。这次的瘟疫是什么种类，不太确定，一些现代医学家根据当时对病人症状的记录判断是鼠疫。

在这两个多世纪的时间，瘟疫对欧洲发起过十七八次冲击，之后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不知道是环境变化，病源枯竭，还是人们有了群体免疫力，打断了疫病的传播。欧洲此后有六百多年再也没有发生这种大规模瘟疫。

第二次大瘟疫发生在十四世纪，比较确定是鼠疫，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黑死病。这一次瘟疫来势更加凶猛，持续时间更长。时断时续，拖了近四个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才算完全结束。黑死病期间，欧洲人口大量死亡。

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最初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然后向整个欧洲蔓延，连俄罗斯都没能幸免。而且疫病波及的地区，不只欧洲，还有阿拉伯和北非的一些地区。

当时人们并不称此瘟疫为黑死病，而通常称它为“大瘟疫”,或“佛罗伦萨瘟疫”，或直接叫“瘟疫”。黑死病这个词用来指称这场瘟疫，直到年才出现，瑞典人最先使用这个词。年这个词开始在英国使用。但在欧洲的广泛使用，似乎在十八世纪才开始。

人们当时也不知道那场瘟疫是鼠疫。那时没有细菌的概念，也不知道老鼠和跳蚤是鼠疫病菌的传播媒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大瘟疫期间，科学家在香港见到了鼠疫（年），才推断在欧洲早已消失了的黑死病和它是同一种瘟疫。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的进步，人们可以很快找到瘟疫的原因，辨别瘟疫的种类，弄清它们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从而找出正确的应对方法。但是在古代，人们不具备现代人据有的科学知识，他们是怎样看待疫病的原因的呢？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人是否和现代一样，对疫病起因有统一的认识呢？

历史上人们对某一事物的集体看法是社会史和思想史中一个有趣的课题。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前现代的中国和欧洲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人民，在关于疫病原因的集体看法上，都有些什么样的异同。

上天的惩罚

无论古代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有把包括瘟疫在内的灾难看成是上天对人类，尤其是帝王，无德行为的惩罚的观点。但在古代中国，上天的惩罚不是那么直接，那么清楚明白，人们需要运用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的解说才能辨别。

上天具有道德意志，会对人类行为作出报应的思想，在先秦时代就有了。那时主要是阴阳家和方士的主张。到了汉代，董仲舒等儒士将其融进儒家理论，并系统化，形成天人感应的思想。这一思想使儒家具有了宗教的色彩。

据天人感应思想，倘若人类行为无德，上天就会通过以各种异象，如鼠跳舞，马长角，陨石，彗星，日蚀等等做为警告。或以降下洪水，干旱，冰雹，蝗虫，地震，饥荒，瘟疫等等灾难作为警告或惩罚。

天人感应又和阴阳五行的思想结合起来解说灾异，其中的关系比较复杂。大致是这样的：帝王失道，上天会报应，而报应是通过阴阳失调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紊乱表现出来。阴阳失调和五行紊乱就会出现各种灾异。

这些灾异的出现，各有其意义，普通人看不懂，要由专家解说。在汉儒中，除了董仲舒外，还有不少人，如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刘向等人，都是善于解说灾异的专家。

在汉儒，阴阳家，和方士看来，天人感应学说中的人，主要是指帝王。《洪范五行传》指出，天子做事若没有原则和建树，就会出现人疴，马祸，射妖等灾异。

《魏书灵征志》说：“帝王者，配德天地，协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

根据这些说法，灾异的出现理论上似乎应该是帝王的责任。

但是在现实世界，灾异的发生应该由帝王负全责，还是办事的大臣们作为也可能感应上天，引发灾异，却没有统一的意见。

比如欧阳修，在他《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一诗中就把当时瘟疫流行的责任归咎于他认为的奸将：“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不冰。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太阴当用不用事，盖由奸将不斩亏国刑。遂令邪风伺间隙，潜中瘟疫於疲氓。”

有些皇帝倒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比如魏文帝就很反对皇帝把灾异发生的责任推给大臣，他说：“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也就是说，他认为帝王推卸责任给大臣不符合古代圣君罪己的意思。

勇于承担责任的帝王不只有魏文帝，宋仁宗也是其中一个。宋皇佑四年（公元年）天气长期干旱，农业受灾严重。有大臣向仁宗道歉，责怪自己不能调理阴阳，致使皇帝烦心，并请辞职让贤。

仁宗回答说这不怪大臣，是他本人诚心不够，不能感动上天而使百姓受灾，与大臣们无干。据说仁宗负责任的态度产生了效果，他这么责怪自己后，当晚就天降大雪。

后汉班固开启了在史书编撰中加入五行志，用董仲舒刘向等人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解说自然界和人间灾异的先例。《汉书五行志》把动物和人类的一些疾病，都列入灾异，也对一些人畜疾病进行了五行分类，但是却没有人间瘟疫流行的具体的记载。

用五行志记载瘟疫，开始于《后汉书》。其中记载的较早瘟疫，发生在西汉末年。书中提到，西汉末发生饥荒，方士廖扶收集粮食，分发给亲戚，又把许多死于瘟疫的人掩埋。《后汉书五行志》除了记录人类瘟疫，也记录动物的瘟疫，无论人和动物的瘟疫，都和人类行为不端有关。

例如建初四年（公元79年）冬季发生了牛疫，当时人们对此的解释，有两种理论。一是窦皇后在章帝面前诋毁皇太子的生母宋贵人，而皇帝不能辨明是非，由此造成天气晦暗不明，牛疫发生。另一种理论认为当年六月马太后去世，太后坟墓的建造不合天时，才引起了牛疫。

瘟疫这样的人类和动物疾病，不像旱涝地震灾害那样容易归类。它属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哪一类灾异没有个定准。有些史书，如《新唐书》《宋史》《明史》的五行志将其归入水不润下的水类灾异，而《宋书》和《元史》的五行志却将其纳进稼樯不成的土类灾异。

为什么瘟疫类疾病属水呢？史书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也许是因为疫病多发生在冬季，而冬属水，水色黑。《晋书五行传》说，根据易经，坎为水，是猪。猪有耳朵却听不真切，猪祸常在寒冷的冬天发生，这时也是人的耳朵发病的季节，都和水有关系。

在现代人看来，这套关于猪，人，耳朵，和水的莫名其妙的关系，近乎胡话。但它并非《晋书》的原创，而是从汉代起就代代相传的说辞。

把瘟疫归于稼樯不成的土类灾异，虽然也是牵强的五行学说，但似乎更有道理。农业歉收，粮食短缺，发生饥荒，饥荒死人，然后饿殍遍地，造成瘟疫流行。这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更说得通。

虽然历代五行志把瘟疫等灾异与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联系起来，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可以观察到一个逐渐的变化。

《汉书》《后汉书》的五行志用天人感应和五行学说解释灾异，两者结合紧密。常常试图把每一件自然灾难和怪异的事情强行地归于某一种具体的人事。魏晋到唐，虽然也谈两者，但在事事对应上逐渐松懈。

到了宋代，变化更加明显。《宋史五行志》避免把天人感应解释得太过具体，只大概的把灾异按照五行分类，笼统的把灾异的发生归因于皇帝的德行有亏。

《明史五行志》更明确反对把天人感应和灾异事事对应。指出若事事比对，虽有应验的，也有不应验的。当遇到不应验时，反而会让人对整个天人感应学说产生怀疑。又指出孔子认识到这个困难，所以在《春秋》中只记载下怪异的事情，并不强行解说。

《明史五行志》还指出，是董仲舒和刘向父子这些儒士，把数术，吉凶引入灾异的解释，才产生这样的事事比对。《明史五行志》想抛弃这样的做法，同时又要遵循班固在后汉书中创立的体例，才免为其难地用五行志来记录灾异。在《明史五行志》中，五行基本上只是对各种自然灾害的一种分类方法。

同古代中国人把瘟疫看成上天报应相似，中世纪欧洲人用神的愤怒来解释瘟疫的出现。基督教欧洲人的解释根据《圣经》，人格化的神对人类恶行的惩罚直接而明确。不像古代中国人那样，在上天的报应中加上阴阳五行这种复杂的思想学说。

在《旧约圣经》中，上帝为彰显公义，会用灾难惩罚犯罪的人类。《创世记》中大洪水和诺亚方舟故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旧约圣经》也有多处上帝用瘟疫惩罚人类的记载。例如在《出埃及记》中，上帝就在法老释放摩西和希伯来人之前，七次降下瘟疫来惩罚埃及人。

六世纪欧洲遭受第一次大瘟疫的袭击。瘟疫来临，人们惊恐万状，相信瘟疫犹如大洪水，是上帝对人类又一次惩罚。当时一些教会人士宣称，一些人背弃基督教信仰，引起了神的愤怒，才降下了瘟疫惩罚人类。

瘟疫时期的欧洲社会陷于混乱。据当时一个在意大利学者的描述，人们四处逃亡，躲避瘟疫，住所被抛弃，只剩下狗看家。到处都是悲伤和泪水。有的儿子还没掩埋父母的尸体就逃跑了。而有的父母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在孩子还发着烧时，就扔下他们不管。

十四世纪黑死病大瘟疫再次袭击欧洲时，人们的反应和第一次瘟疫时一样。当年黑死病在意大利登陆时，许多人就相信瘟疫是愤怒的上帝对有罪的人类的惩罚。这种看法一种流行，不只是教会在宣扬这种观点，许多普通人也是这么看的。

当时一位叫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奇诗人，于年写给友人的信中有一段话，就表达了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罪恶而施以的惩罚的看法：

听说过，也在书中读到过瘟疫，但从未见过和听说过有把世界一扫而空的大瘟疫。这次的瘟疫到处肆虐已有20年：它有时在有些地方消退或减弱，但从没有真正消失。当眼看它要消失时，忽然又会冒出来再次攻击那些处于短暂快乐中的人们。这样的模式，倘若我没看错的话，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愤怒的表现。如果人们不再犯罪，上帝的惩罚才会减少和变温和。

黑死病死亡率如此高，以至于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预示末日审判已经到来。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教会一直宣扬在末日审判来临前，会有频繁的灾难发生作为预示。

在黑死病大瘟疫来到之前，已经有多次其他灾难发生。好些地方不久前才经历了地震，还有人看见了星辰陨落。年几乎半年不停的下雨，庄稼的收成只有正常年份的四分之一。

在年和年，即便在富裕的城市也出现食物短缺，许多人只能吃野菜。有人还回忆起年好些地方都有不同寻常的浓雾笼罩。

当瘟疫袭击佛罗伦萨的时候，许多人认为逃离城市是最好的办法。他们抛弃了的一切，逃到乡下，希望上帝的愤怒不会追寻他们。

很快，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绝望地发现，上帝的愤怒不只是针对意大利人。瘟疫很快从意大利蔓延到其它基督教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和北欧各国，没有那片土地能逃脱上帝的惩罚。

只是当穆斯林西班牙受到黑死病惨烈袭击后，人们才一度产生了疑惑，到底是哪方面的神在惩罚，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的？

瘟疫到达俄国后，许多人去修道院排队向上帝祷告，请求宽恕，等待死亡。还有人把所有的财产捐给教会，想让上帝息怒。

但是瘟疫不分良莠，坏人好人都能染上。好人因坏人的罪恶而受罚，似乎不太公平。当时基督徒对此的解释是，对于好人，瘟疫带来的肉体痛苦，是神的试探，会换来精神上的好处。

邪灵和星象

除了上天的惩罚，邪灵和星象也被古代中国人和中世纪欧洲人用来解释瘟疫。在古代中国，用阴阳五行解释疫病需要一定程度的哲学思考能力，一般百姓并不具有这种能力，民间更流行把瘟疫看作是瘟神疫鬼等邪灵作祟的结果。

这些民间迷信在古代文人的诗文中常常提及。例如曹植在他的《说疫气》的短文中，哀叹建安二十二年（公元年）大瘟疫流行时，家家死人的悲惨境况。但反对把瘟疫看成瘟神疫鬼所为，也反对用符咒来对付瘟疫，认为那是愚民的可笑行为。在曹植看来，瘟疫的真正原因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在宋代，疫鬼是人们在谈论瘟疫时常用的一个词。宋代文人范成大在诗中写道，“去年岁大祲，小家甑生尘。疫鬼投其巇，虐甚溺与焚。皇慈降清问，下招离散魂”。

另一个宋代文人陆文圭在寄给友人的诗中也提到疫鬼：“五福人间者，吾兼疾与贫。死宁遭疫鬼，生不媒钱神。”

明代也一样，文人高启在他的《里巫行》一诗中写道：“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以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杨赤鲤纵横陈。”

这些诗文反映出瘟疫为疫鬼所为的看法在古代民间十分地流行。

除了疫鬼，龙王也可能被乡民们看成疫病的罪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题为《黑龙潭》的诗歌中嘲笑龙王引起疫病的迷信：“丰凶水旱与疾疫，乡下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

白居易显然不赞同乡民的迷信，惋惜他们为龙王立祠，用酒肉食品供奉龙王，希望免却瘟疫，然而结果却是酒食被林鼠山狐吃掉。

迷信的似乎还不限于乡民，甚至会包括古代的一些医生。比如名医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禁经》中就说疟疾的产生是虐鬼作祟，并认为可以通过咒禁符印来消除。这种看法显示了古代巫术对医术的影响。

其实，古代不少名医不仅会医术，同时还会咒禁卜巫。《备急千金要方》在其序例中就宣称，要成为大医，不仅要读各种医书，本草，药对，经方，还要能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精熟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中世纪欧洲和古代中国一样，民间认为瘟疫的产生是邪灵作祟。当时在北欧一些地方，人们相信瘟疫是由死人口中出来的女瘟神散布的。这个女瘟神是一缕蓝色的火焰，能在空中飞翔，挨家挨户的传播瘟疫。

德国民间传说和北欧的相似，黑死病化身为一个美丽的少女，她以蓝色火焰的形式在空中飞舞，仅仅抬起手就能杀人。当她的受害者去世时，人们会看到他们呼出一条蓝色的火焰，这是少女瘟神从死者身上离去，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在立陶宛的传说中，这个女瘟神受到了惩罚。据说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挥舞着红围巾，把瘟疫从门窗撒进人们屋内。在有个村庄，一个勇敢的年轻人，仗剑在开着的窗户旁埋伏，当那女瘟神用她的围巾向窗内挥毒时，挥剑砍掉了她的手。年轻人因此丢了性命，但全村老小却获救了。传说那条女瘟神的围巾在当地教堂里长期保留着。

瘟疫原因不明，人们极度恐慌，就会寻找替罪羊，认为是某些邪恶之人的法术或下毒引起的。这种古代阴谋论，在中国少见记载，但在黑死病期间的欧洲，特别流行。当时不少人相信黑死病是有人下毒的结果。

替罪羊往往是外地人和穷人。瘟疫期间，欧洲不少城镇和村庄，都派了岗哨，不让陌生人进去。如果发现有人带着药粉，就强迫他们当众吞下，以证明不是毒药。

受到怀疑的不仅是穷人和外来者，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等边缘人也常常被怀疑带来了瘟疫。当瘟疫袭来，村子里的牧师和理发师（中世纪理发师常担任者民间医生的角色）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人们就开始觉得，小孩们的想象也许是对的，精神病人可能是巫师，只要将他们驱离，瘟疫就会消失。

还有个常见的推断针对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畏惧和极度偏见，使人们怀疑犹太人是瘟疫的原因，也许是他们把毒药放在了井里，以毒死基督徒。于是焦虑的人们不再饮用井水。许多犹太人因此被烧死，以惩罚他们干的坏事。

年到年间担任教皇的克莱门特六世，向人们解释，犹太人不可能是引起瘟疫的罪犯，因为犹太人也大量死于瘟疫。另外，许多没有犹太人的居住的地方，也有瘟疫。疫病应该有其他原因，不应该抓捕，袭击，和杀害犹太人。

尽管教皇的解释有理有据，但当时欧洲的反犹情绪是如此根深蒂固，人们根本听不进去。在和年间，大批犹太人被愤怒的暴民残酷杀害。

在瘟疫原因方面，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星象和瘟疫的联系。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理论都和星象有密切关系，“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违则天地见异，况于日月星辰乎？况于水火金木土乎？”，《隋书五行志》这段话指的就是这种联系。所以中国人很早就通过观察天象来判断人间祸福。

根据这种理论，通过观察星象的变化，特别是长星（彗星）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异，都是可以预知的。如果长星出现的时间越长，则灾难更大。比如在隋炀帝三年三月，长星出现的在西方，到九月末，又出现在南方。差不多整整一年，才消失。这年修长城，征讨吐谷浑和高丽，战事不断，没有安宁，水旱灾害，饥荒和瘟疫都相继发生。

欧洲人也用星象预言和解释包括瘟疫在内的灾难。中世纪欧洲普遍采取一个九世纪阿拉伯人奠定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行星在黄道带特别的区域和地球排成一线时，地球上就容易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甚至政治事件。

其具体解释如下：木星是一个潮湿的星球，吸引着地球上的蒸气，将它们吸引到天堂。火星天生温暖而干燥，点燃了上升的蒸气，从而在空气中引起闪电，火花，产生有毒的气体。于是瘟疫或其他灾难就会发生。

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公元-年在位）曾委托巴黎大学的医学系找出造成黑死病这种“无与伦比”的灾难的确切原因。医学系学者们迅速将发现的情况报告给他。据这份报告，是土星，木星，和火星等行星在年3月20日那天的特殊位置引起了瘟疫。

关于瘟疫还有些其它的星象学解释。迟至十七世纪，在欧洲还有医生认为，瘟疫是坏的天体或星座，或月食引起的。

哲学和医学

前现代的中国和欧洲的医学理论，大都不是建立在科学之上，而是建立在哲学之上的，也就是说，医生是用哲学在看病。但是关于邪气引起瘟疫的观点，在细菌和病毒理论出现之前，还是比较接近科学的。

古代中医不讲天人感应，但用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扁鹊时代，医生还只把阴阳用于诊病，有了气血，寒热，缓急，邪正，虚实等建立在阴阳基础上的概念。但还没有五行理论作医学分类，故这时医学理论还没完整建立。

至战国邹衍把五行学说系统化,创立五德始终说后,五行也成了各种学问，包括医学的理论工具，汉代医家用这套工具分类整理经验，形成相生相克的理论。医家的理论基础才比较完整的建立起来。

医家从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发展出五运六气之说，用它解释疾病的产生原因。瘟疫的产生被认为主要和六气有关。天，或自然界，有六气，人也有六气。六气分属阴阳，三阴三阳。按《伤寒论》说法，当人的六气和天的六气相互的运行吻合时，人就健康。当两者不能吻合时，人体就会生出疾病。

中医的六气理论，长时间是解释寒热各病，包括瘟病时疫的主要理论。但在汉以前，疫病被看成是温病，自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起，疫病被归入伤寒类疾病。

不管是伤寒还是温病，医家都主张人体内的六气需要和自然界的六气吻合，因而对气候，环境与疾病的关系都格外重视。热衷用气候变化和地理特点解释疾疫的产生。

虽然医家用六气理论解释，但疾疫与气候和环境的联系其实更多是经验观察的结果。《春秋左传》就注意到“雨淫腹疾”，就是说腹泻多发生在多雨的季节。

后世的观察就更多了。比如唐宋时期，人们发现疟疾多发生在潮湿的低洼地区。当时医生以为潮湿之地的卑湿之气是病因，还不知蚊子才是罪魁祸首。

到明清时代，可能是和世界接触的增加，各种各样的瘟疫传入中国，用六气不协调解释疫病越来越和经验相左。医者开始区别伤寒和瘟疫，并回归《伤寒论》以前的看法，认瘟疫为温病。

明清时代名医箫京和吴有性等都认为当时所见流行病非伤寒，而是瘟疫，属于温病。箫京认为“伤寒非大病，而温病方为大病也。”

吴有性更明确指出瘟疫和六气无干，以前医师们认疫病由温度和季节不符合而起的看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非时”之气乃天地之常气，引起的只是伤寒中暑之类疾病。而瘟疫不同，是由天地之杂气中的疠气或恶气引起。故瘟疫可发生在春夏秋冬任何季节，城市农村任何地方。

吴在他的名著《瘟疫论中》，认为天下万物，从日月星辰，到动植物，都有善恶之分，而杂气也有有毒无毒之分。引起瘟疫的是有毒的杂气。吴将其称为疠气，秽气，或恶气。无论称为什么气，总之不是六气。

吴在分析瘟疫成因时，不但区别了杂气和六气，还进一步指出杂气是由口鼻而入。而非像六气有关的伤寒类疾病，都是由表（皮毛）及里（内脏和骨头）。

在吴之前，已有医家意识到有些疾病可能是经由口鼻呼吸传入。比如名医张鹤腾认为“暑毒从口鼻而入”。但张的暑气还没跳脱六气理论。

吴的瘟疫和六气无干且由口鼻而入的看法是个伟大的进步，明白了病毒的传播途径对防止瘟疫的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和古代中国医生相似，中世纪欧洲医生的医学理论，更多的是哲学而非科学。当时欧洲看病的医生主要有两种。一是医学院培养的医生。十二，三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像西班牙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已建立起了一些医学院。

另一种是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理发师医生。后者可以做很多治疗，特别擅长接骨斗榫到和外科小手术。药房为两种医生服务，按他们的方子提供药草，药丸，和矿物质。药剂师虽没受过大学训练，但却受人尊敬。

除了这两种医生外，还有民间游方郎中，接生婆，和其他非专业的人士给人看病。在所有这些人中，医学院培养的医生虽然地位最高，却最看不好病，这也许正是拜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所赐。

医学院学生医学实践很少，对人体的认识也很肤浅。主要根据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医生盖伦等人理论。

因此，中世纪欧洲医学还停留在研究构成万物的，包括人体的四种物质（地，水，风，火）以及它们的四种属性（热，冷，湿，干）和人体内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的关系上。体液的平衡被认为对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疾病就是体液失衡引起的。

这种理论和中国古代的六气理论多少有点相像，更多的是哲学而非科学。

此外，和中国古代巫医不分相似，中世纪欧洲的医学理论还认为行星和黄道带对地球和个人都有影响。天文学，当时和占星术还没有多少区别，是各医学院学生的基础课。直到年，巴黎医学院才把医学和占星术完全分开。

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情况也很糟糕，中世纪医生们也主要依赖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哲学家和医生的著作，和一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错误百出的医书。学生们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解剖尸体。责任在教会权威当局，它禁止损坏和肢解尸体。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论也是中世纪欧洲医学的理论基础。亚里斯多德认为任何事物的原因都有四个而非一个。比如一个凳子的存在就有下面四个原因，1凳子的制造者（动力因），2凳子形状的设计（形式因），3凳子的材料（材料因），4凳子的功用，即制造凳子的理由（目的因）。

中世纪欧洲医生就是循着这个原因分析方法来“完整”说明疾病的起源的。医生们在诊病时，都要写“疾病阐述书”。而阐述书都是按照分析这四种原因的格式来写的。

“目的因”让中世纪欧洲医学为神学留出了位置。当瘟疫被看作上帝的作品时，它的目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很清楚的，就是惩罚罪恶。在这一点上，医生和神学家没有分歧。

医生也认为瘟疫是上帝插手，用它来惩罚邪恶的人，邪恶的人染病绝不会康复。而无辜的人会受到附带的伤害，他们是可能康复的。对这些无辜的人，预防和救治就十分重要。

但是医生在面对一个病人时，并不能区分是邪恶之人还是无辜之人，所以就都得救治。

而分析瘟疫的其它几种原因，就和神学家无干，完全是医生的工作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染病，而其他人不呢？医生们会通过分析地水风火元素及其属性和人体内体液的关系，以及体液是否平衡来解答。

比如说，“潮湿”体质，也就是体液充沛的人，像妇女和儿童，就更容易被感染。而“干燥”体质的人就不容易被染上。

和中国医生一样，中世纪欧洲的医生也有认为瘟疫是由邪气，或毒气，引起的。邪气理论和哲学没有太大关系，和明清时代中国医生的邪气理论一样，主要是观察的结果。邪气理论可能是19世纪细菌理论出现以前，最接近真理的瘟疫理论。

在欧洲，最早的邪气理论也是古希腊人建立的，后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也接受和继承了这种理论。它也是中世纪西方医学理论的权威之一。

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沼泽，水泊，腐烂的植物，粪堆，污水池，下水道和腐烂的动物尸体发出来的气体都不卫生。还有战场上大批尸体腐烂后，也会发出不健康的蒸汽。

许多中世纪欧洲医生们同意邪气是致病的原因，但是由那种邪气引起瘟疫的问题上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十四世纪的欧洲和亚洲都有很多战争。在欧亚大陆草原上无数战争中一定留下了数不清的各国战士的尸体。有人就认为风把这些战场上腐烂尸体散发的有毒的气体，吹到欧洲，引起了瘟疫。或者是蒙古人把瘟疫带到了欧洲。

前面已经提到过，有些医生认为是行星搅动了地气，而在地气上升时，行星又点燃了地气，形成毒气。

在瘟疫爆发前，欧洲好些地方发生过地震。于是也有医生相信，是地震释放出的地底深处的恶臭蒸气，被人民呼吸到了，才出现瘟疫。

另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毒气是海中的死鱼堵塞了海水引起的。

还有医生主张瘟疫来自沼泽的毒气，所以建议人们远离潮湿地区，和有臭味的地区。有的建议躲往山中。把门窗关好，以防邪气侵入。

南风最危险，一定要屏蔽，而朝北的窗子要打开，让健康的北风吹进来。遇到病人要屏住呼吸，或者用布蒙住口鼻。

医生们还发现，邪气是区域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它来到一个地方，逗留一段时间，然后离去，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逃离疫病肆虐地区。

当时的医生，发现邪气可通过肺的呼吸和皮肤毛孔进入人体。刺激体内产生体液，其毒素随着体液聚在心脏和肺部，人就是死亡。而且，病人肺部呼出邪气，也感染他人。

虽然中世纪欧洲医生们还不知道黑死病真正的病因，也无法治疗黑死病，但已经知道它是传染的。黑死病传染的特性，最初是两个伊斯兰医生提出的，开始没有人相信他们，后来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接受。

于是人们开始采取行动，好些城镇颁布了旅行禁令，公共卫生条例，规范了死尸的处理和掩埋，还使用了隔离（把病人和健康人分开）的方法。

结论

以上的讨论，让我们看到，在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有关瘟疫原因的看法方面，竟然有不少相似之处：即都有瘟疫是上天对人间恶行的惩罚的学说，也都有用邪灵或星象解释瘟疫原因的迷信。而医生们都运用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对疫病理论解释瘟疫。同时，都有人提出引起瘟疫的邪气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应该算是在细菌和病毒被发现前，最接近科学的理论了。

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欧洲，同一社会中，瘟疫产生原因的集体看法都会受到阶级，职业，知识程度的限制，并没有形成全社会的统一的看法。这和现代社会，科学医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瘟疫原因的看法，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情况，形成了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