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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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傅彦、傅锐、傅洋、傅亮

记得年和父亲团聚在陕西秦岭山尖尖时，父女俩有过一次谈话，父亲说：“我过去耽误了你妈妈，现在又连累了妈妈和你们。”我笑着对父亲说：“我倒没什么，不过从文革开始到现在我能来到你身边，是你给了我朴素的普通人的心态，而且好像一直有人在帮我。”我不仅仅是宽父亲的心，的确很多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不知是谁的手搀扶着我一路走来。

北京

文革开始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的我，系主任曾回忆：“一身兰布褂子，布鞋，进教室溜边走，说话像蚊子。”同学回忆说：“不爱说话非常安静。文革大字报除了说她是黑帮公主外，没什么其它……”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也是文革才知道我竟然是彭真的女儿。文革中我们班对我没有过激的行为，应该是父亲把我培养引导成一个朴素的普通人，不招反感吧。

我记得文革开始后，同学们都大串联去了。我们班剩下五、六个同学，他们要去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他们竟然没有“嫌弃”我，让我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从江西吉安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崎岖山路，一路上有些苦，但情绪很高昂。当走到广东绍关时，我在一面墙上发现了一张像A4纸大小的“告示”：“大快人心—12月4日把彭真抓走了！”我懵了，恨不得立刻飞回北京。同学们帮我找到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人很多很多，我挤不上去，同学们从窗户把我塞进车厢。车厢里满是人，连座位底下、厕所里都是人。还没站稳，火车就开了。看着东倒西歪的我，几个不认识的学生竟把我托上了火车的行李架！这是当时火车上最舒服的所在了。

躺在行李架上，才从被“大快人心”打懵的情绪下清醒一点：到底怎么回事，竟然发生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绑架！而且被绑架的曾是七大的第六号人物（毛朱刘周任）、八大第八号人物（毛刘周朱陈林邓）？？？我们七号院驻扎着一个排的战士，他们在哪儿？？？时间已经过去几天了，父亲在哪儿？这不是毛主席所为，他没必要去绑架。那么背后可能是谁？我预感到文革从此要改变初衷和性质了，狂风暴雨来临了！不知过了十几个小时，还是廿来个小时，满脑子是父亲的我，不记得吃，不记得喝，不记得去厕所，一直躺在行李架上终于到了北京站。

好几个学生把已经僵了的我从行李架上接了下来，我顾不上千恩万谢，飞奔回七号院。被父亲的小秘书检查了行李，扣下了我充满革命激情的“长征”日记后，我见到了妈妈和小弟。原来是叶向真带了一队人马迅速进大门，迅速窜到父亲的卧室床前，父亲仅穿了一身薄薄的睡衣就被他们用棉被蒙住头，强行抬了出去。小弟追出大门，胡同口横了一辆巨大载重汽车……第三天父亲才被追回，现在在一兵营，兵营人曾来取了几件衣服，就不知下落了。原来是叶向真！叶向真的父亲在北京市工作过6个月，他曾将叶向真寄养在我家七号院，叶向真当然熟悉七号院的“地形地貌”！

我必须和父亲联系上，发生这件建国以来惊天的绑架大案，我想作为管了多少年政法的父亲，此事比挨斗还扎心。天亮商店开门我去买了最厚的棉衣棉裤、毛衣毛裤、棉鞋。我决定去寻找父亲。我知道送的东西会严格检查，于是我在书的首页和鞋帮里子上都写了个“彦”字，这个“彦”字代表了妈妈和我们的千言万语，表达了妈妈和我们对他的坚信！这对父亲应该很重要！买了这么多东西，钱不多了，妈妈和弟弟还要吃饭，没有多余的钱乘公交了，我靠着两条腿在偌大的北京寻找着有军人站岗的地方，我称它为付彦的“长征”路。几天下来一无所获。脚肿的穿不上鞋了。小弟找出一双40码他穿小了的球鞋，我36码的脚穿进去肥瘦正好。看着妈妈默默地拿一块湿布细心用力的擦拭着40码大球鞋的鞋里、鞋面，我眼睛湿润了，妈妈对丈夫的惦记，对女儿的心疼都在这默默的擦拭之中了。

走在大街上，回头率竟很高。不是我长得漂亮，不是我穿的漂亮，是奇怪这么瘦弱的一个女孩子竟长了这么一双大脚！站在寒风里几近失望，我走到忘记是阜成门外还是西直门外一个胡同里，那里有一个军人站岗的大门。进去后一位军人接待了我。他也奇怪的看见了我的一双大脚。很快搬了个椅子让我坐，还倒了杯热水给我。冻僵的手抱着这杯热水坐在椅子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黑身份”有资格表示感谢吗？只是满怀希望的告诉他来意，没想到他绷着脸告诉我：“你找错地方了。”然后起身出去了一下，回来说：“喝口热水，走吧。”我起身要走，他竟然伸出手要握手告别？和我握手？？？我迟疑的伸出手，握手时感觉他留在我手心里一个什么。出了门我迅速看了手心的纸条，是一个地址！！！后来我又去找过这个地方，想找到这位军人。一无所获，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拿着地址我飞奔，记得是厂桥附近一个小胡同里，我看见了军人站岗的大门。值班室的军人告诉我：“你找对地方了。”年和父亲相聚商洛时，父亲说：“你去的地方，是关我们这个地方的营部。你刚到，就有战士告诉我：你女儿到营部给你送东西了。下午战士又告诉我东西到排长那儿了。我们这里关了十多个人，看着我抱的大包，他们还是很羡慕的。”父亲还问我，你怎么想到在书上和鞋里子上写个“彦”字。我告诉父亲，我知道不让写信，肯定会连衣边都要检查。我写个“彦”字，完全能代表妈妈和我们的千言万语，知道我们的态度，这就够了。父亲笑了，他说他也搜遍了衣服的角角落落，后来才在书的首页和鞋里子上看见好几个“彦”字。

没有同学把我从窗户塞进火车，没有学生把我托上火车行李架，我很难回北京。北京太大了，军人站岗的大院也太多了，我要找的军人站岗的地方仅只是个营部，没有那位军人悄悄塞给我地址，我可能很难找到父亲，更无法向父亲传递妈妈和我们的惦记、思念和毫不怀疑的坚信了。

找到父亲的下落，安排好妈妈，我回到学校。有一天忘记是谁写了张大字报，批判“黑帮公主”“修正主义苗子”，贴在男生宿舍门口。他们是白纸黑字，我找张红纸，写了几句：“付彦是延安生，红旗下长。今生今世也不会反对毛主席！”把我的大字报贴在了同学大字报的上面。然后一个人在学校未名湖边一直坐到天黑。回宿舍才知道，工宣队急了，带着同学找遍了校园，一直找到颐和园十七孔桥！来我们班的工宣队是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老工人师傅。我告诉他，我不会自杀，压根儿就没想过自杀。我能感觉到老师傅是真心的松了口气说：“这我就放心了。”老师傅的关心是真的，我感到了一种暖暖的味道。

我和同学们同时拿到了北大毕业证书，全班同学和工宣队照毕业相时，我竟和班上的女同学（一共七位女同学）一起安排在和工宣队一起的第一排。这都是我绝想不到的。我感到了工宣队老师傅和同学们的暖暖的气息。

再见了，北大！

寻找小弟

父亲被绑架，母亲则是出示了正式逮捕证，直接关进了秦城监狱，这期间小弟也出事了。文革开始时小弟14岁。文革中他入狱达四年。年第一次被捕，那次他两天没回家，我很着急，他的一个朋友来悄悄告诉我，他被捉到西城公安分局了，并给了我两筒牙膏让我给他带去。我很奇怪这时候还顾上刷牙？？？但我还是配了一把新牙刷以及衣物立即奔去西城公安分局。进去以后，警察承认弟弟在那儿，然后检查我带去的东西，他首先就拿出那两筒牙膏，问我这是什么？我很坦然的说：“牙膏呀！”他打开让我闻，原来装的是两筒奶油。我惊呆了，我真笨，还给小弟配了一把牙刷！大约一个星期弟弟回家了。可是过了个把月又把他抓走了，没任何理由，还是西城公安分局。

后来才知道是专案组想给父亲定性美蒋日特务。唯一的“证据”是父亲年从东北回中央时带过一个小收音机。专案组认定这个收音机有发报功能，父亲是用这个收音机给敌人发报。为了落实这个“证据”，专案组用了各种办法，想撬开小弟的嘴，甚至陪绑：那天，在四中操场开宣判大会，林枫的女儿梅梅陪我去的，一共三个“犯人”，小弟站在中间。宣判时，先是对左边那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是小弟右边那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一下腿软了，脑子空了，后面什么也听不见了。梅梅紧紧抱着我，后来只听见“以观后效，押下去！”不知怎么来了力气，我疯了一样，奔向后台，只见小弟被押上一个吉普车，我狂追着吉普车，喊着：亮亮！然后瘫软在地上。

久久没有小弟的音讯，西城公安分局拒绝探视，也不告诉小弟是否还在公安分局。后来他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叫立水桥的监狱。

从地图上看立水桥要出和平里蒋宅口，乘长途车去立水桥。我给弟弟准备了一元钱的各种熟肉，以及衣服，开始寻找小弟。

那时蒋宅口外面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长途车在玉米地间的道路上走了好久。售票员喊了一声立水桥到了。我一下车就朦了：还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我无目的地往前走，忽然看见前面地里有个人影，我奔过去，是一位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老大爷也吓了一跳，警惕地看着我，我说：“大爷，这附近有个监狱吗？”大爷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小弟弟听说关在立水桥监狱，我转了半天除了玉米地还是玉米地。”老大爷松了口气说：“你才多大，你弟弟，那不还是个孩子？是在少管所吧。”我说我不知道。大爷肯定的说：“指定是少管所。你跑远了，我带你去吧。”我们掉头走了约有廿分钟在一大片玉米地深处我看见了一个像农场的地方。大爷远远的指了指，就掉头走了。至今令我奇怪的是，我竟然无人问津地进了大院，我甚至怀疑大爷指错地方了。这不像监狱，像是个农场。在里面转了半天，实在找不到个像监狱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问一位大嫂。大嫂倒心直口快的告诉我：“那边那个小门关了二、三十个人，你去那儿问问。”敲开小门，一位被称为队长的人，一听我的来意就把我迅速拉进门边一排房子的第一间房。进去以后，说：“这里不许探监。”我说：“弟弟太小，你让我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队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既然已经来了，就让你看一眼吧。”他出去叫来小弟，我忍着眼泪，把一元钱的熟肉给了他，一眨眼他就全部吃完。队长把小弟带出去了。队长回来跟我说：“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也不要对外讲。”我连连点头说：“我明白，太谢谢你了，让我看了小弟。”

队长送我出门时，吓了我一跳：院子里，一条公园那种大长椅前后挤了两排人，椅子中间坐着小弟。我只认识其中的几个人。后来小弟告诉我，我是第一个闯进来的人，他们同狱的人都想让我告诉他们的家人。

知道小弟安全，受不了太大罪我就放心了。而且后来通知可以去探望了，我和哥哥经常去探望他。

又是一双双不认识的手帮助了我。

妇女队长

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南解放军一军太康农场。两年以后，从解放军太康农场，又分配我去了河南一个农村插队劳动。我被安排在队里妇女队长家。妇女队长初始只把我当下放干部，客客气气而已。一天，她要起猪圈，我拿过铁锹跳进了猪圈，开始起猪粪。她惊住了，“你不嫌臭？”我笑着告诉她，“我在解放军农场养过猪，这活我会干！“猪圈墙高到我胸，猪粪湿湿的很粘、很重，我要一锹锹把猪粪举过胸，扔到猪圈墙外，到后来几乎举不起铁锹，终于咬牙清干净了，又将妇女队长挑进的新土在圈里铺好，完工了！此时我的脸通红，衣服整个水打了一样。妇女队长看着我说：“你真养过猪！会干！”。

但尴尬的是从村里往大田担粪，粪桶和现在市场卖的泡脚的大号木桶一样大。村里人很心疼我，大木桶只给我掏半桶粪水，可我很不争气，老乡来回担几趟，我一趟都到不了，走走歇歇，更有甚的粪水晃荡出来，喷了我一身、一脚。下工回来我正在洗脏衣服，妇女队长下工进门就拿起我脏了的鞋默默地洗起来。第二天没想到她换了工，陪我一起担粪，她先拿了一把野草洒在粪水上，太神奇了，这样担起来粪水竟然晃荡不出来了不再溅了，她陪着我说说笑笑，竟然只歇了两次，到后几天，我担了满桶也能一口气咬牙从村里到大田了。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

我生活上很笨，什么也不会。我记得“文革”初始，我做的第一顿饭——蒸窝头。我竟然不知道窝头底部要按出一个洞洞，结果窝头蒸出来，里面都是生的。两个弟弟那时一个14岁，一个17岁，一句不说，就那样吃进了肚。多懂事的两个孩子，至今想起来心里都是暖暖的。妇女队长耐心地教我蒸馒头，做面条，包饺子、包子；教我打“咯吱”，纳鞋底做鞋；教我踩缝纫机、补衣服、做衣服，后来女儿的衣服、鞋都是我自己做；教我晒柿饼……

这期间，我还自学了《赤脚医生手册》。学着自己给自己治小病，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打针，学会了自己给自己理发。总之，我生活的技能在插队时学了个七七八八。

记得年在陕西商县，大弟弟发烧了，从医院买回药，我给他打针，他大概不相信我打针的技术，皮绷得硬硬的，我连扎三次连针尖都没扎进去，我说：“不打了，不打了！”他一放松，我却还是很用力，一下打进去直到针头根上……

我的手艺后来都用上了，在商县父母、女儿的头发都是我理。年闹非典时，公公婆婆、我妈妈住在一个院子，与外界隔离起来约三、四个月，我又成了理发员。不过婆婆、妈妈、我、我女儿、女儿的婶婶、两位照顾妈妈的女孩子，七、八个人都是一种头型！婆婆还鼓励我说：“好看！以后我就理这个头型！”

最重要的，我从妇女队长身上看到了什么是中国妇女！妇女队长在队里劳动是把好手，从来不溜尖耍滑，因此在队里很有威望。而在家里丈夫常年工作在长治，她孝敬婆婆，从不跟婆婆反嘴。知道她孩子是怎么生的吗？在正房后墙和院墙中间一个小过道，自己生下孩子用土坷垃擦去血迹就完事。她让我油然起敬，好伟大有担当的中国妇女！她也是我生活上第一位好老师。我还从她身上感受到她勤劳、朴实、勇敢担当的一种力量。

县文化馆

插队结束，我被分配到县文化馆。报到后领导分配我做图书馆管理员。我喜欢书，很高兴让我在图书馆工作。可是当领导带我去图书馆，我惊呆了：来平米的一间大房子，书撒了厚厚一地，残破的书上蒙了厚厚一层土，惨不忍睹！我开始了新的“长征”，夏天闷在这间没窗户的屋里汗流浃背几近中暑，冬天又冻了满手满脚的冻疮。不管怎样经过近一年，收拾干净了每一本书，又修补好了每一本书，分门别类贴上了标签，搬上了书架，图书馆从二楼搬到了一层，图书馆终于开门了。

文化馆是一个友爱的集体，这里没有歧视和冷漠。我的手脚全是冻疮。拿东西都费劲。文化馆的同事拿来白酒倒进一个碗里，然后用火柴一点就着了，他们让我把手沾进火里，我不敢，他们就做给我看。太神奇了，手沾进火里竟没有烫的感觉，然后迅速把烧着的酒抹在冻疮上，几次“治疗”，冻疮几乎痊愈了。冻疮本是年年犯，可是我再没有犯过。

他们还把我的工作状况报给县政府，县政府为我工作的努力，给我颁发了奖状！只是经常搬家，奖状找不到了，记不清是“县劳动模范”还是“县先进工作者”。至今我不知这里有多少双手托举我：虽然文化馆领导以为图书馆开馆要几年功夫，书毁的太厉害了，我也的确认真努力地不到一年就开馆了，我不是不在意这个荣誉，我更在意县政府给我颁这个奖，县政府和县文化馆领导所担的风险！要知道我时任“大黑帮头子的女儿”啊？！

图书馆开馆了，作为图书馆管理员，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定期向各公社送书。这个县是小县，骑自行车每次去一个公社，大约两个小时可以返回。此时我刚生了女儿，于是每天早晨把女儿抱到图书馆小床上，喂完奶，就骑自行车去公社送书。一次我返回文化馆时，看见几乎文化馆所有同事在图书馆窗前有喊的，有叫的，急成一团，看见我进院，忙喊我：“快点！闺女会爬了，掉床下边了。”我吓坏了，忙跑去开了锁，女儿哭的已经声嘶力竭，大家忙跟进来，有看脑袋摔着没有，有的捏胳膊，有的捏腿，最后大家松了口气，说好像没事，然后一起指责我太放心。虽然被指责，但心里升起一股暖暖的味道。好同事啊！

正常人也许不在意这些点点滴滴，可我这个“大黑帮头子的女儿”能得到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关爱倍感温暖。

商县

年5月，专案组通知我，我父母出狱，去陕西商洛，他们从秦城监狱直接去火车站，父亲第一天走，母亲第二天走，我必须第三天以后才能去。我飞奔回家告诉哥哥弟弟，买了本地图，我们寻找这从未听说过的陕西商洛。最后决定我先赶过去，他们后去。我们几乎花尽了手里的钱，买了一大堆罐头。吃的用的，装了满满两大旅行袋。小弟和他朋友小五送我去火车站，车站上不知为什么打起架来，小弟抱着我三岁的女儿，小五扛着这两个大旅行袋，打死也不松手，事后他说：“这是姐的全部心血，不能丢！”多好的孩子啊！

到了西安，找了好久找到了去商洛的长途车，进了山，第一次领会什么叫高山峻岭和道路崎岖。秦岭西起昆仑，东至大别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秦岭一带还包含华山，终南山等知名山脉，主峰太白山海拔米。地形陡峭，又多峡谷，商洛就在这秦岭深处。坐在长途车上5个多小时，我不敢闭眼，太惊险了！抱着三岁的女儿，扛着两个大旅行袋，不知父母在何处，最后找到商洛地委，地委组织部姓雷的同志推着自行车，驮着两个大旅行袋，送我去父母处，在一小排平房前，终于见到父亲、母亲！

在商洛，每年十月份要一下买四个月的煤末子过冬，共斤。我的工资不高，父母又只发生活费，每个月攒几个钱是为了哥哥弟弟来团聚的路费。第一年，我人生地不熟。只好去商洛地委想借点钱交这斤煤钱，可是没借到。父亲站在院里大声说：“没什么，就窝头沾盐水吧！”可是这是全家九年后第一个团聚的春节，父母又刚出狱，需要补身体，怎么办？我单位一个女同志看我发愁，告诉我商洛地区有元鱼，但本地人不吃，很便宜。这解决我大问题了，我急忙跑到集市上，真有卖的，一元钱一只大元鱼。我一下买了三只。可我真的不敢动它。旁边一位干部模样的大叔，说：“干休所新来的吧？”我点点头。他拿出一个尼龙丝编的网兜给我把元鱼装进去，看我还是不敢拿，去旁边找了一根树杈子，挑起网兜，我扛着回了家。到家还是不敢动，只好先把水烧开，连棍子带网兜一伙放进锅里。父母这顿元鱼吃上可真不容易。

那年吃肉要凭肉票，加我女儿我们倒有六张肉票，可是肉太贵，我只买了点边角肉回来剁成了肉馅准备过年包饺子。可过年只吃顿饺子怎么行，这可是我们九年后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啊！我厚着脸皮去找管票的杨副县长，我告诉他这是我们团聚后的第一个春节，哥哥弟弟也都回来，可我们钱都买煤了。能不能给特批两个猪头，猪头便宜些。杨县长笑了：“真会过日子！”二话没说给我两张买猪头的票。买回家，父亲和我一起去毛，妈妈抱着我女儿在一旁看着，其乐融融，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然后我学着做了“压板肉”。（即猪头肉）及一大块肉冻、又蒸了六笼馒头。多亏杨县长，让我们过了个像样的春节。

年毛主席去世了。在布置会场时，单位一位复转回来的副主任指责我把“垂”字贴倒了，于是召开对我的批判会，会上有同事说这个字也不算贴反，上面一横和下面一横写成一边长了。我也讲了话：父亲文革初就很严肃对我讲：任何情况下不许反对毛主席，我知道毛主席是父亲最敬佩的领袖，他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毛主席也一直重用父亲。文革期间，年召开九大毛主席提出让彭真进中委，未成。年毛主席又提出八年了，彭真怎么样？想叫父亲出山，又未成。但不管父亲文革被批成什么样儿，始终未开除党籍！我怎么会在这最悲痛的时候，故意做出这种事？我延安生，在毛主席身边长大，今生今世也不会反毛主席！批判会有些开不下去，只是这位副主任狠批了我半天。第二天，单位同事悄悄告诉我，这位副主任竟然用他们尿盆做花盆供在灵堂上。于是我的批判会停了，开起了对他的批判会。而且很严重，连杨副县长都出席了，最后处理的也很重。本来同事们想给我解扣，揭发了他的作为，结果保护了我，处理了他。

年12月25日，哥哥忽然风尘仆仆地推门进来告诉父亲母亲，中央同意他们返京了！中组部来了干部接他们。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高兴不起来，我不知前面等待父母的是怎样的情况。第二天让哥哥护送父母和我女儿先行赴西安，我坚持留下收拾我们的家当，大弟弟陪我。因为不知道前面等待的是什么，也许只是换地方。我把锅碗瓢盆、米缸、小椅子、父亲自制的凉鞋（懒汉鞋鞋面上剪了四个窟窿）破破烂烂一大堆，什么也没舍得扔。第二天，院子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我和大弟弟的同事和朋友们。大家齐帮动手把我这些破烂装上车，分别的时刻到了，依依不舍。像送别亲人，可我当时还是黑帮头子的女儿啊！汽车开动了，他们还久久站在那儿。

12月28日我们乘民航飞往北京。据伯伯阿姨们说，先不让去接，后不让这些人出休息室，不知是谁带头冲进了机场。我们下飞机时竟有多人在飞机前迎接父亲，一位女服务员一句：“老市长您终于回来了！”引起一片哭声。

年1月安顿好父母，我返回商洛转父母和我们几个人的户口。这中间，单位杨主任和我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根据你这三年半在单位的表现，我愿做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入党。我迟疑了，虽然我每年都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但从未奢望入党，只为表达我热爱党的一颗赤胆忠心，而现在父亲还未平反，我怕连累他。没想到不仅他，全支部的党员一致通过，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说这是集体的决定，有事共担。我很激动，我终于入党了！要知道年初在四清前线支部已批准我入党，只等分团党委批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重新被批准入党是在十三年以后。我终于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在商县的三年半，是父亲、母亲和我十分留恋的地方，多少年后父亲还说：真想再去商县看看。

而我当初担心只是换地方，把在商洛的“破破烂烂”的家具等都带回了北京，父亲年离开我们后，这些“破破烂烂”成为国家级文物陈列在山西太原的《彭真纪念馆》里了。

结尾

父亲文革前多次和我讲过：人生在世，会经历很多看起来不顺的甚至艰难的日子，如果能把这些可以叫做“坏事”的事，经过自己的努力把它们变成“好事”，就长大了，成熟了。回忆我这七十多年，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让我真正成长、成熟的是文革十年的蹉跎岁月。

而我之所以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有父亲从小对我未雨绸缪的引导、教育，让我有一个朴素的普通人的心态，还有多少认识不认识的双手的搀扶。这搀扶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让我在蹉跎岁月中成长了，成熟了，也学会了生存、生活的本领。总之，在这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双手托举下我做到了父亲的谆谆教诲努力把“坏事”变成了影响我一生的“好事”。

随着岁月的流失，很多事已经忘却或模糊不清，但“文革”十年中这么多双手带给我的温暖和力量，却依然历历在目，铭记永远。

年0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