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深圳：

早上好！离开您有段时间了，不知您近来可好？听说和往年一样，前段时间，入冬之际，又有很多人在您的热情怀抱下中暑了。深圳，真不愧是一片热土。而在甘孜州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把脸盆里的冰敲碎，倒上热水才能顺利洗漱。而且最近，手上好像开始长冻疮了。

洗漱完毕，裹上厚衣服，背上书和电脑，到街上的早餐店点一份热粥、一笼包子、一个茶叶蛋，一天的生活才算正式开始。看着冒着白气的热粥和包子，有一种幸福的真实感。

在这里，没有人给我贴催命符，我不用赶时间挤地铁，可以安静地坐在里面，隔着玻璃窗，看着街头的康巴汉子们对着行人们喊：“成都，成都！康定，康定！色达，色达！去不去？去不去？”

对了，我忘了跟您说，这里是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炉霍”这个名字，我也是初来乍到，但却对这里情有独钟。

除了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在这高寒之地，让我“情有独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里遇见的一群人，是这群平凡而善良的普通人，给我带来最多的温暖和感动！

王二妮的银河与繁星

我从深圳回到重庆的时候，西南高原气温骤降，色达下了一场雪。民警朋友二妮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色达。她说她在炉霍县上班（炉霍的海拔比色达低很多），色达那边佛学院处于封锁状态，不对游客开放，不建议我这个时候过去。

最后，综合严寒和可能发生的高原反应，我们决定先在炉霍停留一段时间，等身体适应了，看天气情况，再决定后面的行程。

到成都的时候，二妮跟我说，她已经帮我找好住的地方了，她有同事最近休假，我可以住在他的宿舍。她此前还想过让我住在乡镇的派出所里头。

我之前一直习惯了叫她“前任”（有点占便宜的嫌疑，但她似乎也不介意），因为我们都曾在一个民间组织“阳光计划”的组织下，在泸沽湖附近的大凉山州盐源县前所乡上村小学支教。她前脚刚离开，我后脚接她的班，跟她教同一批孩子。但那时候，我并没有见过她，是学校里的孩子和老师，让我们有了交集。

在学校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二妮和孩子们在山坡上的照片，校长阿老师时不时地会跟我提起她。他说，之前有很多支教老师来上村呆了没几天就回去了，但二妮把一整个学期都坚持下来了。那时候，出生于93年的二妮还很年轻，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她爸爸还担心她在外面有危险，一路开着车从成都来到上村，实地考察。我后来才知道，她是“阳光计划”第一个组织去上村开展长期支教的老师，此后才有了长期支教的传统。

在上村，有一次放学后，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河边散步，他们聊起这位前任老师，其中一个叫柳丹的孩子说，二妮老师走的时候，还留了联系方式给她。

我问他们：“你们想不想她？想不想给她打电话？”

他们纷纷点头。我拨通了二妮的电话，孩子们握着手机，泪眼汪汪。坦白说，当时我的心里是有点酸的。但又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比我做得好，对孩子们更用心负责。甚至此后每年，她都会回上村去看这些孩子。

支教结束，我发起了“去看海”，组织山里的孩子去深圳参加公益教育游学。除了积极帮忙筹款，有一年，二妮还“牺牲”自己的年假飞来深圳做志愿者，给人生地不熟的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从成都到炉霍，她和同事带我到安排好的住处，给我换床单被罩。然后又带我熟悉县城，告诉我哪里有咖啡馆，适合读书写作；哪里有茶馆，可以喝到纯正的酥油茶；哪里有超市，可以买生活用品。后来，网购或外面有包裹寄给我的时候，我也直接填她单位的地址和信息，由她转交给我。

来炉霍的第一天，二妮本想在家里亲自下厨，请我吃饭。她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我没什么特别想吃的，就做你最拿手的吧。”

她说：“我做什么都很拿手啊。”

“这么厉害？”

她说：“那肯定噻。在上村的时候，阿老师和沈老师的午饭都是我做的。我有时候还给学生们做饭。我就是在那里学会考蛋糕的。”

但那天刚好停电，我们最终还是选择在餐厅里吃。她跟我说，在上村时，她每天放学后都要去给学生们做家访，有时候来回要走好几公里。

她问我去泡过温泉吗。我说：“去过，经常都是阿老师骑摩托带我去的。”

我们支教的上村位于云南和四川两省交界处，学校在四川，温泉在云南。气候干燥，出汗少，当地彝族和摩梭族的村民经常要下地干活，也没有频繁洗澡的习惯。当时学校里没有地方洗澡，对于外来的支教老师而言，每次有需求，都不得不跨省洗澡。

温泉其实就是一个用水泥粉刷的半露天的小池子，中间用木板一隔，分开男女。听阿老师说，在过去是没有中间那块隔板的。

二妮说，那时候，她每次都要带十几个女学生过去一起洗，班里轮流着来。大人只需要交十块钱，小孩不要钱。花十块钱，就可以让十几个孩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她说，支教结束后，她也想在附近的泸沽湖岸边开一间民宿，但家里人希望她参加公务员考试、进警队，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后来就分配到了炉霍县，一干就是好几年。

警队可能不是二妮最初的理想，但“在其位，尽其职”，对这份工作她也很用心，几年来成长很快，渐渐也爱上了这份职业。由于成绩突出，她还经常被派去外地学习和培训。记得有一年，她出现在珠海，面朝大海……

天色渐渐暗下来，月明星稀，她问我：“你在上村的时候，有看过银河吗？”

我点点头：“有啊，我和阿老师还经常去区分哪些是北斗七星，哪些是猎户星座。”

两天后，县城不再停电，周末，终于可以吃到她亲手做的菜。当时还有她另外两个帅气的男同事。席间，他们仨一人一瓶小瓶装的郎酒，也不用杯子，开了盖子就往嘴里送，跟喝白开水似的。喝完一瓶，他们又再来一瓶，这让我这个拿杯子装装样子的世界级双一流作家，显得很“秀气”、且矜持。

酒足饭饱后，相继离开。比我小五岁的二妮倚在门口，跟我说：“你在炉霍有什么需要，一定要跟我说哦，千万不要客气噻。真嘚，别那么内向。”

在炉霍住了一段时间，适应了这边的气候和海拔之后，我便决定去色达、甘孜、德格、白玉这四县走一走。考虑到接下来可能会有更恶劣的天气，二妮把她警服里保暖效果很好的内胆衣借给我穿。穿上这件内胆衣，整个身体都暖和了许多。

没过多久，二妮便申请回成都休假了。考虑到我原先住的地方不方便洗澡，她又建议我在她休假期间直接住她那里。

周游一圈回到炉霍，从电箱里取出她事先放好的房门钥匙，推开门，床上已经叠好了要更换的床单和被罩……

“逅头”一家亲

炉霍县的河边，有一个霍尔文化广场，是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广场的对岸是一片山坡，半山腰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名叫寿灵寺。寿灵寺的周围，密集地建了一些红房子——那是虔诚的藏民们聚居的地方。

霍尔广场的正中央立着一尊雕塑——威武雄壮的霍尔王骑着一匹神兽正欲驰骋远方。沿着神兽飞跃的方向前行两百米，在郎卡杰大酒店旁边，有一家名叫“逅头”的小吃店——“成都味的炸土豆”。

在炉霍县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逅头”度过的：看书、写作、遐想、上网冲浪……一坐就是一整天，颇有点舒国治《理想的下午》的感觉。写作的时候，我会点一杯咖啡；读书的时候，我只喝蜂蜜柚子茶；偶尔会要一份小吃。这家店的土豆和小酥肉都还挺不错。对于像我这种来自南方的客家人而言，稍微不太适应的，就是无处不在的麻椒味。

渐渐地，我和这家店的主人和员工也熟络起来了。“逅头”源起于成都，这是甘孜州的一家加盟店。老板是一个名叫泽仁洛加的藏族小伙子，也是一个退伍军人，曾在海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在开这家加盟店之前，他还专门到成都接受过培训。

现在，主要是他和妈妈以及雇来的一个名叫卓玛的藏族小姑娘一起看店。偶尔，妈妈的妹妹和妹夫也会过来帮忙。泽仁有个二十出头的妹妹在炉霍乡下教书，周末她也会过来。泽仁还有个在卫生院当院长的叔叔，偶尔会过来点一杯奶茶，坐一会儿，便去忙其他事情了。“逅头”成了他们一家人联络感情的据点。

泽仁的妈妈很热情，时不时会走过来问我：“你冷不冷？要不要给你倒杯热水？”

后来，我索性把从安化带过来的黑茶，以及叙永的罗氏叔侄寄给我的千年古茶带过来跟他们分享。此后每天，她都会给我泡一杯热茶。既暖手又暖心。

天冷，炉霍人少，店里的生意也不是很好。除了隔壁酒店来的几个零星的客人，店里偶尔会有一些外卖单。没事的时候，泽仁和卓玛就会并排坐着刷抖音、打王者。生意来了，他们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定谁去厨房干活。

有时候泽仁也会坐过来：“见你读书，我也要读书了。”我在读福柯的《性史》，他在备考公务员。

泽仁妈妈问我：“公务员好考不？题目难不难？你读书那么厉害，应该考得上吧？”

我说：“当公务员，光考试过了还不得行，还得家里有亲戚或朋友在这个系统里说得上话，以后被录取的可能性才会大一些。否则，就算考过了、录取了、工作很麻利，也没啥子前途，很难有晋升的机会。我家世代清白出身，我又不喜欢四处跑关系，弯不下腰，知道这种游戏我玩不溜，也不想玩，所以也就没想过去遭这份罪。”

天色渐渐暗下来，明月孤悬，泽仁妈妈拿出电炉取暖，并招呼我：“坐了一整天了，莫写咯，过来烤烤火，摆一哈龙门阵嘛！”

然后，我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书本或电脑屏幕，和他们一起围坐着摆龙门阵。没多久，卓玛的男朋友也来了，美团外卖的小哥哥也来了。

泽仁妈妈：“你好大了？结婚没得？”

我说：“三十多咯，还没得结婚呢。”

“哦，看着蛮年轻嘞。三十多岁，咋个还不结婚呢？莫不成，你想出家？”

我说：“我有想过啊。”

后来了解到，泽仁全家都是炉霍人，后来在成都买了房子安了家，把爷爷奶奶也接到成都去养老了。泽仁妈妈告诉我，她身上有一半汉族血统，一半藏族血统。她爷爷是汉族人，奶奶是藏族人。红军过草地经过炉霍的时候，他们相识通婚，谱写了一曲浪漫的“康定情歌”。

卓玛是道孚县人，围坐在一起烤火的时候，她经常用道孚方言跟家人通语音电话。通完电话，她会一边转佛珠，一边默念佛经和咒语。

我问泽仁妈妈：“您听得懂卓玛在念什么吗？”

泽仁妈妈用纯正的川普回答我：“方言，我听不懂。”

下班时，卓玛的男朋友也会帮忙拖地、收拾座椅，然后一起回家。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二妮只申请到一个礼拜的假，我想着在她回来之前自己租一个小房间，暂避风雨。

清晨，四处闲逛，看了好几家酒店和旅馆，都没有合适的。走进一家早餐店，点了份稀饭和包子，问老板：“这附近有没得房子租啊？我想租一个月。”

老板放下手头的活儿：“有嘛，有嘛，你随我来，我带你去。”

跟着他在街上走了没几步，我叫住他：“这家我去过了，没得房间咯。”

他又往回走，回到店里：“那你往我这店后面走，有个藏民民宿，价格实惠又安逸，二十块钱一天，巴适得很，包月还可以便宜些。我这店是租的是楼上的，不方便带你过去，吃完早餐你自己往后走就找到咯。”

后来，我以块钱一个月的价格，在民宿租了一个小单间。二妮回炉霍后，我便搬来民宿住了。早上洗漱完，背上背包走几步路，就到他的店里吃东西。老板五十岁出头，四川宜宾人，在这里已经有些年头了。之前，他老婆也跟他一起，最近回去带孩子了。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大四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区。川西和川北的羌藏文化区，主要以甘孜州和阿坝州为主，与西藏、甘肃、青海相融。川东的巴蜀文化区，广元-绵阳-成都-雅安沿线以东，越过重庆和长江，直到和湖南、贵州两省交界。川南的彝族文化区，以凉山州为主。

旧时，秦国西进南下，川东的巴蜀政权被强秦吞并。高原上的甘孜州和阿坝州，以游牧民族为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象雄王朝、吐蕃王朝和西夏王朝的关系密切。位于川南的凉山州，则和云南楚雄、贵州毕节（乌蒙山西侧）等地共同构成黎族的聚居区。

在游走川西四县的过程中，看到两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羌藏人大部分的营生手段是放牧、农耕、念佛（或出家）、开民宿和跑黑车；而川西的巴蜀人，主要以经营餐馆和生活超市为生，也有一小部分人在跑长途运输，他们就像旧时丝绸之路上的栗特人一样。所以，在街头的餐馆和小商店里，能看到来自重庆、成都、遂宁、南充、绵阳、泸州、雅安等地的老板或老板娘。在外出谋生的巴蜀人身上，都有一个明显的共性：热情、务实（也可以理解为实惠）、善良。

兴许是自小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缘故，他们的格局或许不是很大，也很少像杰克马那样口若悬河、天花乱坠，但他们却很懂得处处为顾客着想，想的是怎么给顾客省钱，而不是占对方便宜，或整一些虚头巴脑的“伪精致”项目招摇撞骗。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养出来的女子，位于长江水系中上游的巴蜀女子，就没有长江中下游中长期受儒家礼教摧残和驯化的传统江南女子的那份柔弱和娇气，而更多了一份独立和坚强。这一点，从二妮和泽仁妈妈身上就能明显感受出来。

所以，像我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打工人”和“尾款人”，在和巴蜀人相处时，总是感到特别舒服、亲切、温暖。

但当他们走出去——尤其是沿着长江一路向东，来到下游的江浙沪一带时，他们身上这些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的美好品质，却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化障碍。

从冰冷的写字楼里走出来的那些西装革履的体面的打工人，宁可带自己的海外客户去肯德基吃垃圾食品，也不愿带他们进物美价廉的川菜馆。若提起成渝两地的苍蝇馆子，更是一脸惊讶和嫌弃。“哎哟，这苍蝇满天飞的，可怎么吃得下去哟？不干不净的，吃出病来怎么办呀！”无论你怎么解释苍蝇馆子不一定有苍蝇，他也是不信的。

不仅如此，当走出去的巴蜀人以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和质朴实惠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和要求周遭的世界时，他们往往碰一鼻子灰，甚至遭人嫌弃。“哎哟，真没想到这里的菜分量这么大的。我都说了只要半碗饭就够了，你没看到我在减肥吗？你是嫌我还不够胖吗？”

所以，我敢断言，真正的巴蜀人，是永远都学不会凡尔赛文学的。

但在出生于四川自贡的郭小四身上，却发生了明显的文化变异。他从长江头漂到了长江尾，把自己的地域烙印洗得干干净净，仰着四十五度角的头，把凡尔赛文学运用得炉火纯青，开创了这一文学流派的新境界。不仅如此，在被尔冬升前辈骂了几句之后，已经快四十岁的他，还学会了委屈得哭鼻子。

当然，“文化变异”的郭小四只是个特例，并不能代表主流的巴蜀人。对于顽强坚韧的巴蜀人而言，东游受阻便西进呗，曾让李太白都折羽兴叹的蜀道都被他们开凿出来了，青藏高原自然也不在话下。于是，一个个川菜馆和生活超市便在川西、西藏、甘肃、青海遍地开花……

久而久之，当地的羌藏人在说汉语的时候，也带有一股浓浓的川普味和麻辣味。

扶贫先洗头

清晨醒来，躺在床上读到日本童话作家安房直子的一篇文章《下头一场雪的日子》，岁月静好，心情甚好，决定起床烧水洗个头。

在院子里，看到三个藏族小女孩抱着一只小黑狗在结冰的地面上玩耍。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估计才三岁，最大的那个估计刚上学不久，已经会说汉话。她们都蓬头垢面的，应该很久没洗过脸了，头上杂草丛生，手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巴。

我不忍看到她们这个样子，便跟她们说：“等一下，我给你们梳头吧。”

然后，我便上楼取梳子。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也跟上来了，取完梳子，我把桌上的一包小饼干也给了她们。女孩高兴地说：“谢谢叔叔，奖励你一颗小红星。”嗯，这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奖励我小红星。

孩子们头上很多灰尘和杂质，头发也像秋冬季的衰草一样枯黄，纠缠在一起，我得费劲才能梳理顺。拨开“杂草”，可以看到头发根部有很多白色的小点儿，那是虱子产的卵。这时，她们的母亲从房里出来了，一个满脸晒痕却看不出年龄的藏族妇女。她的头上也跟孩子们一样——杂草丛生。她听不懂汉话，可能也不识字，经常在院子里忙活，应该是这家民宿从草原上雇来的女工。

我跟孩子们说：“要不，我带你们去理发店吧。”

女孩兴高采烈：“好啊，好啊。”

然后，女孩充当翻译，用藏语跟她妈妈沟通。获得允许，我带着三个孩子到街上去找理发店。刚走没几步远，母亲从后面跟上来，估计怕我是人贩子，会把孩子拐跑。

一路上，母亲一边抱着最小的孩子，一边跟大女儿沟通。然后，大女儿翻译给我听，说她不能把头发剪短，回来爸爸会打她的，但她的妹妹可以剪。我说：“好啊，不剪的话，洗和吹也可以。”

到了理发店，女店员帮她们洗头。孩子指着贴在墙上的卷发时尚女郎跟我说，她等下要理和女郎一样的发型。

我说：“这个有点难，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再整这个发型也还来得及。”

看着坐在镜子前的她们，我想起了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塔洛》，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故事场景也发生在理发店。

《塔洛》的电影开头，从小在草原上给雇主当羊倌放羊的塔洛进城办身份证，他抱着小羊在公安局的办证大厅一字一句地背诵毛泽东语录。他的头发和此前在民宿的孩子及妈妈一样蓬松凌乱。

背完《为人民服务》，民警告诉他：办证之前，要去照相馆拍寸照。于是他去了照相馆。照相馆老板告诉他，要去理发店先把头发理顺了，才能拍合格的寸照。于是，他又去理发店洗头。在理发店，他邂逅了一个让他万劫不复的洗头妹。

美丽动人的洗头妹杨措告诉塔洛，她有一个梦想，是周游世界，但这要花很多钱。塔洛告诉杨措，他养了很多头羊，可以把羊换成钱。

从县城回来，塔洛回到草原上继续牧羊。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群狼突袭了羊圈，损失惨重。雇主来到牧场，将塔洛训斥了一顿，把一堆被咬死的羊装上车，扔下一头死羊给他，就扬长而去。愤怒的塔洛把剩余的活羊换成了钱，进城找洗头妹、取身份证。

回到理发店，塔洛掏出一沓钱放在洗头妹面前。杨措看着那沓钱，愣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惊喜和爱，忍不住搂着塔洛亲了下去。晚上，杨措在带塔洛去KTV唱歌，昏暗的灯光下，她唱的是藏语的流行歌曲，而木讷的塔洛只会唱草原民歌。深夜，他们睡在了一起。

就像做了一场梦，清晨醒来，洗头妹和钱都已经不见了，此地空余黄鹤楼。光头塔洛回到公安局办证大厅取身份证。民警邀请他再背一遍毛泽东语录，此时，他却再也背不出来了。

在照相馆，在摄影棚的幕布上，塔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拉萨、悉尼、纽约、北京天安门，一切近在眼前。在理发店，他经历了幻想、诱惑、欺骗、迷失和彷徨。回到牧场，他曾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也被解构。光着头从办证大厅出来，满脸洁净的他，虽然有了一个确切的名字和身份，但他的主体性和话语能力，却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融和瓦解了。随着草原上的一声炮响，电影落幕……

我是在深圳的一个影展上看的这部电影，在映后交流会上，我在观众席拿着话筒远远地问万玛才旦导演：“影片最后，塔洛用炮仗炸毁自己的手指，有什么寓意吗？”

导演说：“是一种惩戒。”

电影《塔洛》探讨的是个人和民族的现代化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的问题。

在甘孜县的时候，青旅老板说：“现在甘孜的藏族青年，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都化，从衣着上就能看得出来。”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就像你抵抗不了雪山和寺庙的诱惑一样，谁能抵挡得了双十一的诱惑？现在大家都拿着手机在网购，坐在家里等着拆快递。”

除了双十一，还有一个催化要素是王者荣耀，但它们都离不开手机。商业和娱乐在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同时，也在消弭差异，让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群日渐趋同。不仅如此，杰克马和托尼马也让越来越多的塔洛忘了怎么背《为人民服务》。

青旅老板接着说：“其实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他们，也不要觉得遗憾。相对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而言，万恶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商业社会，是一个更先进的文明形态，即便是你的我，也逃脱不了这些东西的影响，不是吗？而且，中原汉族也是在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才幸存下来的。”

所以，在电影《塔洛》中提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要不要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这些边缘处境的少数派，可能遭遇什么，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在给孩子们理发的过程中，旁边有个藏族顾客观察了我们很久。最后，他忍不住问我：“你是干啥子的？她们是你的帮扶对象吗？”

我说：“不是啊，我不认得她们的。我只是住在她们楼上的民宿客人。”

这两年，“帮扶”这个词，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它的背后连着的是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

我曾经在谈到柏格理现象时，专门在文章里写道：扶贫的本质是全方位的文明提升。

而论及文明提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重拾做人的尊严，是要让那些安于趴在地上苟活的人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有资格做一个体面的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勤劳勇敢、努力挣钱、衣着洁净、窗明几净、热忱开朗、日行一善……这些都能通向尊严和体面。

这可能是她们第一次进理发店，理发师用吹风机帮她们理顺头发之后，孩子和妈妈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人也变美了。

我对着镜子里的她们说：“现在是不是变漂亮啦。”

女孩点点头：“嗯。叔叔你太棒啦，给叔叔再奖励一颗小红星。”

我说：“谢谢你的小红星。你们要答应叔叔，以后每个星期至少要洗两次头，一次澡；吃东西前要把手洗干净，要让自己每天都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

美，关乎尊严！

从理发店出来，孩子们还缠着我要带她们去玩。我便想着带她们去“逅头”吃土豆和炸鱿鱼。我想通过土豆和鱿鱼告诉他们：山是什么，海是什么，人跟山海之间是什么关系。

走到半路，母亲表示要回民宿去洗衣服——回去晚了丈夫可能会打她，但她又不放心我一个陌生人带着她的孩子在外面。于是，我让她们先回去，我一个人去“逅头”点餐。

在“逅头”，点完餐，备餐的卓玛问我：“你都不认得她们，为啥要给她们买吃的啊？”

我说：“为了开心啊。你觉得这个理由够不够？”

她一边装盘，一边笑着说：“这个理由，没得毛病。”

丁真，你不要去深圳！

无意间看到一段丁真的视频，我把视频发给蓝天，并附言：“我猜，如果在线下遇见了，你一定会爱上他。”

她说：“我看视频就已经爱上他了。”

是，他走红是有原因的，天生丽质难自弃。这样一张没有被奥数、学而思、班级排名和父母望子成龙的尖锐目光联手欺负过的脸，试问，能有几人不喜欢呢？于是，集亿万宠爱于一身的他，被送进了文化学习班！

于是，我想到了您，深圳！深圳是不可能诞生丁真这样一张质朴无邪的脸的。相反，我在深圳看到的很多孩子，都背负着沉重的枷锁。

如果丁真是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那大多数深圳孩子则从出生起就被“套马杆”套住了，他们早已被驯化、被催熟成了一个个失魂落魄的“小大人”。他们之中，有些自三岁起就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有些在小学就学完了中学课程，《为人民服务》背得滚瓜烂熟，张口就来；有些整日泡在游戏世界里出不来；有些考了97分还被父母打；有些早早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离苦得乐……

我不禁联想：汉字不识几箩筐的丁真，如果来到深圳，会怎样？

我想起五年前，在深圳龙华大浪，一个距离富士康不远的工业区，一个和丁真年纪相仿的彝族姑娘，从高楼坠下，离苦得乐……

我知道，最初的您，并不是这样的。彼时，您是许多理想主义者的梦中情人，和丁真一样有着洁净的眼睛和纯真的脸。这里，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无数人跋山涉水奔赴您。现在，已经不惑之年的您，兑现了他们的这些期待吗？

当然，很多人最初选择来深圳，除了对梦想和自由的追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动机，那就是逃离。不愿受奴役的人们，需要从沉重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于是奔赴远方，面朝大海……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三个多月前，我一个深圳的朋友，因酗酒死在了龙华民治的一个单身公寓里。警察破门而入时，尸体已经在房间里发臭了。我相信，在由原子化的陌生人建构起来的深圳，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

寸土寸金的深圳很热，热火朝天，大冬天都有可能中暑，因此人和人之间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被彼此烫伤；因此尸体也很快就会发臭，需要尽快火化成灰，随风飘逝，给新种的韭菜腾地方。它不像地广人稀的甘孜，大家可以围着电炉烤火，摆龙门阵，把生命浪费在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最初从家乡来到深圳，大概也是出于逃离社会关系的需要吧。但又不得不承认，是深圳重塑了我。因此，还是要谢谢您，深圳！

我知道您很好。您让很多人忘了爱情，只想搞钱。您让彝族女子的家属拿到了赔偿金。您让很多追梦人把青春和热（狗）血撒向了太平洋。您让很多父母把生存的焦虑明目张胆地转嫁给了可怜的孩子……

但是，今年我又再次选择了逃离，从深圳一路辗转逃到了甘孜。这一次，我要逃离的，不仅仅是沉重的社会关系，更是那个孤独、冷漠、虚伪和原子化的社会。我要逃离的，是被巨型机器碾压和吞噬的命运——我不想被欺负！

所以，丁真，请不要去深圳！请不要被欺负!

世界级双一流作家

张天福

年12月5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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