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英，女，回族，生于年。曾用笔名土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宁夏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出版短篇小说集《左右左》《私生活》。现供职于宁夏文联。

曹海英

1

“把窗子压下来。”我妈用略带命令的口吻说。

我妈习惯性地咳嗽了一声，车窗随之压了下来。桌子上已经飘了一层薄薄的煤灰。

这是我妈一贯的语气。从这个夏天起，从这个车厢开始，这口吻，让我有了明确而强烈的抵触和想要逃开的欲望。

强劲的山风猛地从车窗外冲进车厢。火车在汽笛声中启动了。

这辆烧煤的蒸汽机车，一天一次，往返穿行在四面孤寂的深山，连接着从煤矿到银川的行程。坐过这么多次，我总是忘了要过多少条隧道，只清晰地记得第一条隧道无比漫长，几乎长达半个小时。我们习惯把隧道叫山洞，那是形象的说法，山里开了一个洞，深深长长的洞，而火车像一条蛇一样，从洞中穿行而过。我们坐在这条铁蛇的腹中，对突然黑下来的世界，有一点惊慌，更多的是好奇。没有来得及关上的窗户，猛灌进来隧道里无法散去的水蒸气还有呛人的煤尘，湿气和直呛嗓子的二氧化硫为主的煤烟味一同冲进鼻腔和喉咙。细小的沙粒一样的黑色煤灰，迅速在小桌上和浅色的衣服上，铺展开薄薄的一层。等关好窗户，车厢里已经弥漫开呛人鼻息的气味，出了这个山洞之后很久散不去。一路下去，要过好几个山洞，但是再没有这个山洞这么漫长。这个漫长的山洞，好像离开这个深山沟的一个仪式，每一次都突兀而郑重地出现，又好像梦境。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黑暗，车窗外的黄灰色的起起伏伏的山包重新又回到了两旁，回到了铁轨边。满眼的灰黄色，在阳光的暴晒下，泛着刺眼的灰白，连绵起伏的山峦一直延伸到远处，仍是灰黄至发白的单调颜色和不间断的起伏。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构成了世界上最焦渴最干燥也是最持久的画面。山坳里，偶尔有一两座房子，也不是跳跃而现，反像是深深陷入这片灰黄的山地里，被晒得脱了色，与山一样显出灰黄的苍老和陈旧。

印象里坐这列火车总是在夏天。多少年来，这列连接矿区和银川的小火车，一直就是这么陈旧似的，火车上深绿色的人造格车厢椅，边缘已经油漆剥落的木皮小桌，那上面总是有一层煤灰。坐这样的火车出门，的确并不适合穿着干净的新衣服。等坐了几个小时到银川之后，再干净的衣服都会不同程度地蒙上一层暗灰，不管多么小心翼翼。

但是我习惯了，每次跟爸爸一起出门，都要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这似乎更能代表着一种体面、一种郑重其事。而这一次我仍穿着在家里常穿的一件灰条纹汗衫，我妈不让我穿那件新买的白色雪纺衫，她执意要我留着去学校报到时再穿。

我灰不溜秋的样子，倒和这破车厢挺协调，和我此时有点落寞提不起情绪的心情颇为一致。

这大约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我妈一起去奶奶家。由我妈亲自带着我，只带着我一个人去。

2

从一上路，我妈就掩饰不住地高兴，我心里却有一种隐约而复杂的担心。虽然我并不清楚担心什么。

恰是周末，站台上人很多。我妈说：“一会儿，我先上车，好抢个座位。”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有些不满地剜了我一眼。这列绿皮火车，车座是没有座号的。我知道，在挤车和抢座位这样需要勇气和力量的事情上，我妈对我是很不满的。她总说，我们像我爸，太老实。

我知道，我妈这一眼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是，养丫头有啥用？啥用没有。我妈总觉得，家里没有个儿子，是她此生最大的遗憾。每次家里有重活，比如冬天买白菜，买煤，还有砌院墙时，我妈就会反复唠叨，说来说去，总是会说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用这句话，来做一个无可奈何的总结，以此说明我们这种只有女孩的家庭，在所有人眼里所显出的悲剧性的弱势。就连每年过节过年时，去冷库排队领肉，我妈总是会回来先发一通牢骚。我妈的话通常就是这样说的：“养丫头有啥用？屁用没有。”我妈说这些话，我不知道爸爸怎么想，也不知道妹妹怎么想。在我，几乎从小让我对自己的性别有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好像我生为一个女孩，是我犯的一个天大的错。小时候我总是会奇怪地想，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的话，是不是我妈能轻松很多，也快乐很多。

当然，从这个夏天开始，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起，这句话才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妈背着有些空瘪的牛仔包，身体前倾，向火车开来的方向探视着，似乎已经拉开了架势。她使劲地拉了一把我，说，跟紧了。被我妈这么突地一拉，我险些打了个趔趄。我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我甩了一下手，退了一步，似乎刻意跟我妈保持着距离。“跟上来了啊，往后退啥？这孩子。”我妈一边盯着进站的火车，一边甩了我一句。

火车一靠站，车门一开，我就被人群冲离了我妈。我被旁边扛着大包小包的男女挤得东扭西歪的，好不容易连推带搡地上了车，夹在人流中涌向车厢的过道。

我听到我妈在前方喊我：“梅子，在这儿，快点，磨磨蹭蹭的。”那声音又大又急，翻滚腾越在杂乱的头顶上。

我妈这时候，早已经在车厢的另一头，占好了座位。我在我妈尖利的喊声中，羞得满脸通红，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射在我身上，好像全车厢里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小名，是件多么丢人的事情。我妈的大呼小叫让我难为情。我举起手冲着我妈的方向摇了摇，这样既回应了她，又避免了她再接着尖声利嗓地召唤我。而我妈怒视的目光，早就隔着许许多多晃动的人头，砸了过来。我浑身不自在起来。我这个样子，在我妈眼里看来，一定是死呆呆的，一点也不活泛机灵。

果然，我妈狠狠瞪了我一眼，朝座位上的陌生人高声厉气地说：“跟你说这儿有人，你到别处坐吧。”座位上的中年男子，并没有动。

我妈声音又高了一个八度：“哎，你听不见啊？！”那男子抬眼看了一眼我妈，没吱声，似乎犹豫了一下，站起身，继续往前去了。

这趟总共有八节车厢的老火车，第六节车厢人最多。我妈偏偏要在这个车厢里挤。我妈总是认为，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也是值得抢的。这和我爸完全不一样，我爸每次总是带着我们穿过长长的车厢，到人最少的第一节车厢找座。总会有座位可坐，压根就用不着抢座。

整个列车，只有第六节车厢的开水间和厕所是开放的。其他车厢都没有热水供应。厕所也是锁着的，里面塞满了列车员们从矿上装好的一袋袋的煤和一些钢材木材的边角料，厕所的门把手上永远显示着有人。人们都愿意往这里挤，好像它是这列站站停的慢火车的头等厢一样。其实，这节车厢一样的脏，这才是第二站，地上已经有了碎纸屑、瓜子皮，还有湿黏的痰迹。小桌板上，一层煤灰。

我坐在了靠窗的座位，中间放着那只空瘪的牛仔旅行包。常有路过的人，看看旅行包问这有人么？我妈都说有人。我知道，我妈不愿意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坐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剩下的近五个小时的车程，多出来的这个座位，能让我俩的身体都更舒适也更放松些。

我有些忐忑和不好意思，这毕竟是三个人的座位。

3

我妈还在小声叨叨着：“就是囊，让你跟紧我，你跑哪去了？以后你上大学自己坐火车，怎么办？”我只能装作对我妈的话没听到一样，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其实，我心里真恨不得从火车的窗子跳出去。对面坐着的三个陌生青年男子，偶尔朝我和我妈投来一瞥，充满了质询。

我妈把包里的搪瓷缸子和洗漱用品都取了出来，小桌板上满了。旅行包里只剩下了我俩的外套，以及那张单薄却贵重的纸。那是我妈带着我去奶奶家最直接的理由和最有面子的礼物，也是让我妈这两天一直亢奋而激动的原因所在。那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几乎人满为患的车厢里，混杂着各种浓重的体味，加上厕所飘来隐约的尿碱味，抵消了这个车厢的所有优势。这里的气息如我想象中的难民营，充满着逃亡一样的无奈和仓促，哪有一丝旅行的惬意？

我把视线一再地探向窗外。

窗外，其实并没有什么好看的，是我从小到大早就看烦了的灰黄的秃山，寂寞而空荡。连最炎热最浓密的夏日，看到的也仍是这样一片光秃秃的起伏。山上不长东西，却是有道理的，长辈们告诉我们，这里的山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长满了绿树青草，就没有地下满布的乌金：煤。就好像聪明的脑袋不长毛一样，这样满腹乌金的大地，当然长不得草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山，没有这样深埋地下多少万年的煤层，还会有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么，还会有这样一群住在深山里的人么，还会有……我们么？似乎一切，皆因这秃山而起，皆因这煤而聚集，我们的来龙去脉，冥冥中都是和这灰秃的山包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虽然，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光秃暗淡；虽然，我们从小讨厌那能闻到煤尘味道的空气。

谁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山上永远是光秃秃的，一点风景都没有，永远仿佛史前洪荒之地。

窗外的风景，让我浮想联翩，却似乎并没有让我避开我妈不解不满的目光，还有对面探照灯一样探视我和我妈的视线。

我徒生莫名的紧张。

这次去奶奶家，简直就是我妈的执念。

我曾婉转地提议开学前再去吧。可是，我妈把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甩得哗哗响，理直气壮地说：“去，这就去，一定要去！我倒要让老娘看看，我没生儿子咋了，我生了个大学生，老石家第一个大学生。”我妈一边说，一边眼睛里放着一种亮得灼人的光，眉毛也险些要立起来。好像奶奶就站在她面前，她那样扬眉吐气甚至有点斗志昂扬的意思，全是要给奶奶看的。我妈的表情，在强调这有多么重要：必须去，开学前再去，是两码事。

我妈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的。在我们家里，我妈一旦决定的事，连我爸都无法更改，何况是我呢。

我就这样像是被我妈裹挟着，上了路。

我回想起以前去银川，似乎第一次明白，其实那时的快乐，是被有意过滤过的，并不是那么透明而一贯的，而是要掐头去尾的。因为，头尾总是会伴随着没完没了的争吵和不满，那里面藏着的都是日常中我们小孩子所不知道的尖细的利刺，是在我们那个年龄根本不明就里的生活阴影。虽然这不快，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下次还是会重演一遍，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和气氛，好像在刻意复习，不容忘却。虽然事关大人，但是气氛，却是我们小孩也能够体会到的沉与闷，充满了小心谨慎和伤痕累累。

那些曾经隐藏于深处不易察觉的愁与伤，此时竟然浮现在火车上，定格在我心里。

我隐约意识到，难怪从小我对特别高兴的事情，总是心存小心，不敢忘情和尽兴。似乎，快乐引起的不是应有的直觉反应，而却是相反的，矛盾和疑虑——这是真的么，这后面会不会隐藏着什么？总觉得，快乐后面隐藏着的是截然相反的悲愤，平静下面只会是巨大的惊涛骇浪。

直到现在，我的反应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好像别人都已经笑开了怀，我才意识到，这是件可以尽兴的快乐。等我弄明白了眼下的这一切，原本的一切只剩下了点余温。

4

记忆中，都是跟爸爸回奶奶家。每年至少一次，有时候是冬夏放假都去。在我童年时代，那几乎等同于度假，我爸带着我们姐俩的度假——钓鱼、看电影、逛公园、转街，反正暑假银川行，总是一个每天都有惊喜的玩乐过程。矿上没有的，银川都有；就是矿上有的，银川也要比矿上要好且新鲜一百倍。所以，每次还未到放假，我们就开始盼着去银川。

去奶奶家的那条路是一条南北向的土路，除过矿上的马路之外，这是我最熟悉的路。好像我的童年和少年在这条路上重复过无数遍似的。黄昏时分的银川下着毛毛细雨，十分清凉，渠边上是一只只的小青蛙，还有无数的蜗牛。我们姐妹手拉着手，跳着，生怕踩到了小青蛙，可是，总是不小心，脚下有清脆的声音，那是又踩碎了一个蜗牛壳。

那几乎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蜗牛。矿上是见不到青蛙和蜗牛的。蜗牛以最慢的速度，从渠边的土沟里，往渠边爬。那时的渠边还是原始的风景，没有渠坝，只有顺着渠边栽种的沙枣树，成排成行。渠边，夏天的芦草格外茂盛。渠边的土路，下雨天泥泞着，却也横生意趣，显出了几分诗意。在我童年生活中，这诗意是多么的稀缺。矿上的夏天也下雨，雨小时砸在地上，腾起的满是煤尘；雨下得大时，总是会迅速变成山洪。缺水缺绿色的光秃的矿山，在我们的眼里是粗暴而猛烈的，与诗意是没有一点关联的。

奶奶跟老叔住在宝湖附近的建材厂家属区。四面是湖，吃罢饭，我爸就领我们去湖边钓鱼。湖里似乎有钓不完的野生鲫鱼，运气好的话，一个下午就能钓一小桶。晚餐，米饭就着干炸鲫鱼，又鲜又香，也是矿上吃不到的。我们和老叔家的傻表弟疯跑疯玩，三个人在一起唧唧喳喳，玩得热闹得好像把奶奶家房顶都能掀掉似的。

那时候，和我爸看了不少的外国电影。每次要回去的那天，早早离开奶奶家，我爸一定会领着我们去看一场电影。这几乎成了惯例。不管电影好看不好看，不管电影是不是适合我们小孩子看，反正要看一到两场电影。后来，我才知道，每次来银川要看电影，并不是父亲多爱看电影，主要是为了打发这离开银川的最后一上午。如果回得太早，我妈一定要怀疑，是奶奶不待见我们，早早把我们撵回来的。

吃罢早饭，我们就离开奶奶家了。我爸知道再不能待了。昨天晚上，奶奶已经明显烦了，嫌我们太吵，女孩子就是能喳喳，然后从数落我们开始骂爸爸，骂爸爸为什么只生两个闺女就再不生了，为啥再不生个男孩，骂我爸是妻管严，只听老婆不听老娘的，骂我爸有了媳妇就忘了娘。骂着骂着连带着把老叔也骂了。不过老叔好像早就习惯了一样，不吭不哈，最多慢吞吞地回一句骂够了没有，骂了一辈子了还骂，不嫌累啊？奶奶还在骂，骂着骂着，就骂到表弟头上。骂表弟是个傻子，天天尿床，一天到晚离不开人，要累死她老人家了。如果骂到傻弟弟，接下来，就会骂到我妈了。这意味着，也就骂到最高潮了。我听来听去，就是因为我妈给老叔介绍了老婶，才有了傻弟弟。老婶是我们家未出五服的姑姑，生下傻蛋蛋不久，就跟老叔离了婚，走了。我奶奶一直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妈作的孽。于是，全部的不满和厌恶，好像都可以归结到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标，那就是我妈。

奶奶这一开骂，我们就真的该走了。

在街上漫无目的东游西逛上一阵子，再到电影院里看早场电影，看完在街上吃碗面。然后，我爸才领着我们坐最后一班车回家去。

战争，总是会等到我爸带着我们回到家时，来一次总爆发。踏进家门，迎接我们的一定是我妈那张拉长的脸。一想到这张脸，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某种无法言说的紧张。在汽车的颠簸里，我们得抓紧时间，再好好痛快玩一下，跳方、猜谜、成语接龙，一直玩到家。

其实，战争在我们走之前，就已经在酝酿和预演了。每次，我爸都是带着我妈的脸色，领着我们上了路。出发前，我们就已经感觉到，对于我爸要带着我们回奶奶家，我妈很不高兴。仅仅从我妈的摔摔打打，就能听出来其中积攒的强烈不满。我们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回家第一件事，也是每回必然要上演的保留节目：吵架。

我至今清楚地记着。夏天的黄昏，一推院门，我妈在院子里正洗衣服，好像每一次她都在洗衣服，好像她早就算好了我们回来的时间似的，单等着我们从银川回到家这一刻，才洗衣服。她连头都不抬一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不打算看见，没有任何反应，手下一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她既不问我爸，也不问我们。暴晒了一天的院子，此时满是冰冷。我爸赔着小心问晚上吃什么，或许也问些其他什么。但是不管问什么，都会是我妈开骂的导火索。即便是我爸沉默中把饭和菜做好，我妈还是会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反正，我妈必须把我们走这几天来，她一个人在家郁积的怨气，全部要爆发出来，必定得找个茬，跟我爸大吵一通。吵着吵着，我妈总是会夹枪带棒地扯出从前奶奶对她种种的不好。

我爸实在气不过了，直接把桌子掀了，上面摆着的刚炒好的土豆丝、韭菜炒鸡蛋和米饭，瞬时全部倒翻在地。我妈依然不会住嘴。

等我爸甩门一走，我妈哐哐当当一阵乱响，一会儿工夫拍了个黄瓜，让我和妹妹坐下来，和她一起吃这顿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晚饭。

沉默和冷战，能让炎热的夏日冻结好几天。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坐在饭桌边，边吃边说笑起来。日子又像往常一样，回来了。

5

正午强烈的光线，让渠水变成了发白的苍黄色，偶尔会有一丝风，拂动渠边的垂柳，显得更加的蔫头耷脑。

那条以往走过的轻松轻快的路，为何这么漫长？而我却宁愿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一直也到不了奶奶家。

我的嗓子很干，我的头发很烫，我的脚还有些痛，我的身上黏黏的。因为不停地出汗，汗衫贴在身上，一点不也舒服。我尽可能地拣有树阴的地方走。如果树阴中断了，一大片有大太阳的空白，就阻住了我似的。我停下来，直到我妈不停地催我。

我妈一边扭头不耐烦地催我，一边加快了步伐。我妈的肩膀习惯性右高左低，好像右肩上的牛仔包有多么沉重似的。这次来奶奶家，我妈什么也没有给奶奶买，在我妈看来，那张录取通知书，就是给奶奶的最好也最有分量的礼物。

已经十二点多了，我又渴又饿。早上六点半离开家，吃下的稀饭饼子，早就变成了一泡尿，留在了六号车厢的唯一开放的厕所里。此时，肚子里空空如也，脑子里也七荤八素的。

我妈已经有近十年没有迈进奶奶家的大门了，最后一次去奶奶家，还是十年前给老叔说媒找老婆。自那之后，我妈再也没有踏进奶奶家的门，即使是偶尔去趟银川，都是当天去当天回，实在回不来，哪怕找个小旅馆住下，也决不去奶奶家。

走在这条我熟悉的土路上，伴着暑热和饥渴，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让我有些头晕目眩。

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如果不是渠水奔腾的声响、岸边芦苇的摇摆、柳梢的柔软轻荡，强光暴晒下的寂静，真像是梦境一样。

我和我妈相错着两步，往奶奶家走。我妈边走边抱怨这烂地方这么远，连个公交车也不通。从我记事起，奶奶家就在这里住，下了公交车，要走这样长一截子土路，这我妈是知道的。可她就是要不停地抱怨。只要是碰上不合心意的事，我妈总是这样。

我越发觉得这条路走得真是既紧张又乏味。

我妈用手遮着额头，不停地催我。她根本不会想到，我此刻有多害怕踏进奶奶家的门。

我从来也没有跟我妈一起回过奶奶家。甚至我印象中，从小就没有单独和妈妈、奶奶在一起待过。把她们两个放在一起的，只是我的耳朵，我负重累累却也可以随进随出选择忘却的耳朵。我无数次听过妈妈说奶奶的坏话，说奶奶活得独，一辈子不疼儿女，只认钱；我也曾经听见，奶奶用狠毒的话咒骂妈妈，说妈妈心奸命穷、嘴尖心坏等等。在我听到她们彼此咒骂对方时，我唯一能知道的是，她们之间多么讨厌对方，甚至仇恨对方。他们十年间的不往来，双方相互的诅咒和谩骂，像是隔了岸的熊熊大火，谁也没烧着谁，那是因为火力毕竟是有射程的，毕竟隔得那么远。

我觉得自己像晕车一样，脚下轻飘飘的。偶尔有温热的风吹过，沙枣树的叶子和杨树的叶子哗哗响，叶子被风翻卷过来，灰绿色的叶背反着光。透过叶子缝隙的阳光，在土路上形成了一个个不断闪动游移和叠压变幻的小亮点。这一个个闪动的小圆点，是太阳透过树叶孔隙形成的镜像——我试着让自己分散一下注意力，想着物理课堂上讲的镜像原理。我又怀疑是不是记错了。

正午的强光下，我的眩晕加重了。我紧张得比高考上考场前还要厉害，好像这根本不是去看奶奶，不是去省亲，而是去另一个更具杀伤力的陌生考场。

就在这个炎炎夏日，我分明看着我妈像一团在阳光下移动的火，一点一点地向奶奶家燃去。她俩相遇，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物理或者化学的反应？我真的一点也猜不到。

日头一下子躲开了，我们进入了一片阴凉地。下了坡后，家属区就到了。

6

从火车上下来，已过中午十二点。火车站在新城，离在老城边上的奶奶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坐至少四十分钟的公交车。

刚刚在公交车站台上，我妈像在火车站时一样，鼓足了往前冲的力气，我则又被那些大包小包的男人妇人们扛来挤去，在上车的刹那，远离了我妈。等我好不容易上了车，我妈早已经冲到了前头。她站在车厢最后面，也没有抢到座位。售票员不断地催促着上车的人快点、往里走，单从她高分贝的尖厉声音就能听出来，她对这些刚下火车大包小包的外地人、看上去穿着并不干净显得土气的小地方来的乘客，有着明显的不耐烦甚至厌嫌。这胖胖的小个子售票员，从原本已经拥挤的人群中竟能推搡出一条路来，盯住每个没有买票的人。挤到我跟前时，我身上没钱，只好说我妈买票。售票员提高了嗓门说哪儿是你妈，逃票要罚款的。我怔住了，还没想好该怎么回她一句，我妈高八度的叫声已经从公交车的后尾翻滚而来：“她妈我在这儿呢，谁逃票了？！”我妈的声音穿透整个车厢，硬实实地摔在了售票员的脸上，与此同时，手里的零钞从林立的脑袋间夹杂的手臂上传递过来。有些蛮横的售票员，好像一时被我妈更有气势的声音给镇住了，小声嘟囔了句什么。我虽觉有些发窘，但却松了口气，第一次对我妈谁都不怕的凶悍勇气生出一丝羡慕。

一排排的钻天杨、成片的农田，从火车站到老城这段路，大部分都是郊区的农田。我们挤在车厢里，燠热难挡。尽管开着窗，不断地有热风吹进来，但是车厢里各种各样杂陈的气味，让我一直恶心想吐。而我只能坚持和忍耐。

我想起昨天这个时候，我爸走在下班的路上，矿上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喜报喜报；紧跟着，播音员用比平时欢快明亮的高声，报出考上大学的同学的名字，反复报了三遍。我的名字排第三个。当我爸听到我的名字通过大喇叭响彻整个群山时，他激动得真想跳起来，真想就在马路当中翻几个跟头。我爸会一点武术，翻几个跟头，对他来说真的不是个啥事。

当然，他没有翻跟头，而是回到家里，开始吹笛子，一直吹到我妈下班回来。吹的是《百鸟朝凤》《苗岭的早晨》《打起手鼓唱起歌》，都是热闹欢快的曲子。

而我妈从邮局领到录取通知书后，几乎是一路笑着回家的。她的手里，始终拿着那张撕开封口的中号牛皮纸信封，下面有一行小小的红色行书，那红色行书写的就是我被录取的那所大学。我妈每见到一个人，都要给人家看看我的录取通知书。

从商店到家只有五分钟的路，我妈走了几乎一个小时。

我妈回到家时，仍然挂着那样的舒展而自豪的笑。

我妈说：“明天去银川，买个箱子，顺便去你奶奶那儿，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老石家的人。”

我听出来，我妈的话重点在后半句。其实，矿上的商店里就有箱子，而我妈就是商店的营业员。如果说要便宜，她是可以用内部职工的身份，以进货的价格买到一只皮箱。但是我妈的理由很充分，她要领我去银川老大楼去好好挑一个，又好看又便宜的。她说顺便，其实是专门，要把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老石家的每个人，而且是由她亲自通知老石家的每个人。毕竟，我是我们老石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之前，石家祖祖辈辈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这意义非同小可。我妈也正是看出了这重大的意义，才主动请缨，要亲自领着我来奶奶家一趟。这相当于，我上大学这件喜事，必须得要由她来宣布，向奶奶宣布，向全家人宣布。不管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这都是我们家族史上，值得一提的历史性场面。而我妈觉得这个场面，当仁不让应该由她来掌控，由她来做主。

“我要领你去给奶奶报喜。”我妈说她已经请好假了。这在以往是不可思议的，我妈为了不影响工资和全奖，就是生病，也极少请假。

一听我妈专门请了假，要带我去奶奶家，我一下子陷入了紧张。

7

多年以后，我总是会想起那个夏日的午后，阳光下的暑热，空气中弥漫着的温热的鱼腥气；还有，剧烈而长久的头疼和恶心。

实际上，我已经不太记得，跨进奶奶家后更多的具体场景。不知道是屋子里太热，还是过于紧张，我有点中暑，头疼得厉害。我只依稀记得，我一直都在装作害羞和高兴，心里却万分尴尬和担心。我终于坐在奶奶家的炕上时，我始终谦然地低着头轻晃着腿，任头顶上方火星四冒。我只是低着头，仿佛一抬头就能被火星灼伤一样。

奶奶抬起手背抹了把嘴角若有若无的泛白的唾沫，直不起腰的身子像老母鸡似的晃了晃，指着我妈说：“今天有脸来了？别进来。”

我妈扶着门，似笑非笑地说：“老娘，你先别骂，你孙子考上大学了。”我妈从来不称我们为孙女，在奶奶面前直接称孙子。

奶奶突然住了嘴，像是不相信似的，抬眼看着我：“考上大学了？！”奶奶又转向我：“哎哟！”口气一下子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梅子考上大学了，不简单哪。”

这时候，我妈已经一脚跨进门来，肩膀倚在门框上，胳膊抱在胸前，将半个身体靠在门上。

“有你啥事啊，这是我们老石家祖坟冒青烟了。你有啥本事？”奶奶突地又转向我妈，口气也随着变了回去。

“我没本事，不照样生出个大学生？”我妈慢条斯理地说。

“还不是我们老石家的后代？”奶奶气都没倒匀，又接上茬了，“我儿咋没来？有好事，你就来显摆了。”

“老娘，我来不一样么，儿子来是报喜，媳妇来就不是报喜了？”我妈的嘴向来不饶人，一口气，说了一串。

“你给我报喜？我看你专门来气我的吧……”奶奶还想接着说下去，幸好，老叔回来了：“大嫂子稀客，哦，梅子也来了。”

老叔下了自行车，从车座后面把网兜取下来。我赶紧跑过去，接过老叔手里的网兜。

“梅子考上大学了，这不？这娘们长脸了。”奶奶抽了口凉气，像在咬着牙说。

老叔看了我一眼，脸上掠过一丝惊喜，说：“考上大学了，好事啊！正好刚钓的鱼，让奶奶给你做鱼吃。”又转过身对奶奶说：“老娘，当着孩子的面，你说话也注意点。梅子现在是大学生了。”

奶奶没吱声，注意力似乎一下子转移到我手里的网兜上，说：“哎哟，又钓这些个毛鱼子，你要累死老娘啊？”然后又冲着我说：“你爸每次来就爱钓这些个毛鱼子，你爸咋不来？”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赶紧问奶奶用哪个盆子洗。奶奶从狭小的厨房里找了个不锈钢盆，把鱼倒了进去，然后气哼哼地递给站在门口的我妈，说：“你洗去，我孙女是我们老石家的大学生，重点保护对象。”

“我洗就我洗。”妈妈一把捋过盆，蹲在院子里洗起来。

“你光管洗啊，做好了可没你的份儿，这鱼是给梅子吃的。”奶奶一边在厨房忙活着，一边高声大嗓地宣布。

我妈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嘴上却并不服软，幽幽地说：“好，我不吃，谁稀罕你的。”

老叔有些尴尬地笑着：“大嫂子，别当真，老娘就这脾气，刀子嘴豆腐心。”

“一会儿做好了，她敢吃，看我不撕烂她的嘴。”奶奶尖嚣的声音，在我头顶上嘶响着。屋子里闷热得要着火了似的。

我一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好，本想跟我妈一起洗鱼，又怕奶奶生气；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生怕因为我的一句话，妈妈和奶奶再吵起来，吵得更厉害。直到老叔把儿子傻蛋从什么地方找回来，我都没说一句话。

蛋蛋八岁了，没有上学，智力还像个三四岁的孩子，一笑嘴角就流出长长的哈喇子。蛋蛋看到我好像很高兴，嘴里的哈喇子流成了长长的一条线。奶奶挪着半大的小脚，递过来一块毛巾。我给蛋蛋擦干净嘴和手，拉着他坐在饭桌边。

老叔特意说：“蛋蛋，你梅子姐姐考上大学了，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蛋蛋没什么反应，注意力全在饭桌上。

奶奶也忙完坐了过来，把那盘堆得尖尖的干炸鲫鱼，摆在我和蛋蛋的面前。

不知何时，一只闻到腥味飞进屋来的苍蝇，在餐桌上空飞来飞去，嗡嗡直响。我妈拿着苍蝇拍，追着那只苍蝇好半天，才把它打死在竹门帘上。

老叔把我妈让到饭桌边。屋子里，除了蛋蛋很响的咀嚼声，一片沉默。那沉默并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随时都可能爆炸的膨胀气流。我用眼角的余光瞟了我妈一眼，她似乎一直在看着蛋蛋——蛋蛋嘴角和下巴一直在流哈喇子、那张越来越肥白的脸、那越来越显小并且分得过开的眼睛，还有全部注意力都在饭碗上的憨傻表情。

老叔满是耐心地把挑好的鱼肉喂到蛋蛋的嘴里。我妈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得让蛋蛋自己练着吃，老这么喂他哪儿成？”

妈妈这一张嘴，不知怎么吓了我一跳。一根炸得不太酥的鱼刺突然卡在了我的嗓子眼里，我猛烈地咳了起来。那种既咽不下去又咳不出来的难受劲，憋得我满脸通红。

奶奶和我妈一下子都将目光对向了我。奶奶说慢着点，看卡着了！话里既是关心又略含抱怨。

“没吃过鱼啊？”我妈的口气比刺还尖还硬。看我还在咳，遂又缓和了下来，“急啥嘛！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吃啥都那么急。”

我咳得更猛了，眼泪都出来了。我知道，那并不只是因为喉咙的刺痛。

我先是在奶奶的指导下，猛喝醋，又在我妈的指挥下，大口大口地吞米饭。在她俩地轮番关怀指教下，喝醋吃米饭、吃米饭喝醋，直到再也吃不下什么、喝不下什么。我光想呕，恨不得把一切都吐出来，甚至五官七窍里塞满的一切，都能吐得一干二净。

我强忍着胃里一阵阵的翻腾，眼里含着泪光。

老叔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梅子考到哪儿了？考上哪个大学了？”

“北京。”我妈重重地说了这两个字，突然放下碗筷，起身奔向床铺，翻开放在上面的牛仔包，取出了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没有给老叔，而是郑重其事地递给奶奶。

奶奶先是在围裙上蹭了蹭手，然后慢吞吞地戴上看电视时才会戴的老花镜后，才接过来。奶奶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看的时候，嘴角一抽一抽的，嘴里念念有词。其实，奶奶并不识字，但她似乎知道那上面简简单单十几个字写的是啥似的。

“老石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不易呀。”奶奶摘掉眼镜，手背在眼角抹了一下。

这时候，我妈把脑袋凑过去，给奶奶一字一句地念通知书上的字。

“北、京、师、范、大、学，梅子行呢，给老石家争光了。”奶奶给老叔指点着上边的字让老叔看，一边说，“这可真是石家的大喜事啊。”

我慢慢抬起头来，终于敢抬头看一眼奶奶，再看一眼我妈了。

奶奶重又戴上眼镜，对着饭桌前的窗户翻来调去地看，好像这张单薄的纸无比珍贵。看的时候，一只胳膊肘始终略有些紧张地向外支着，在随时防止一旁嚷着要看的蛋蛋抢走会撕破似的。

奶奶坐下来，把盛鱼的盘子往我妈跟前推了推，嘴上仍带着狠劲，说：“给，你吃吧！你有功。”

我妈愣了一下，侧过脸来盯着奶奶看了又看。我妈刚想说什么，我又猛咳起来。

“小心点刺儿。”奶奶并没有看我妈，而是看着我，往我妈碗里夹了条鱼：“还是你能耐！你是大学生的妈。”

我妈眼里浮现出一丝怀疑，紧接着被浅浅的笑意代替了。自从踏进奶奶家后，我妈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虽然在我看来，笑得有点不自然，还有那么一点故作姿态。

我趁机把碗里的鱼也给我妈夹了过去。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吱声。

过了一会儿，我妈小心翼翼地把鱼剥开，把鱼肚子上没有炸酥的大刺一根根取出来，然后搛起既酥又软的鱼肉，送到了奶奶碗里。

奶奶说：“你吃你的，不用管我，锅里还多着呢。”

这会儿，一家人围坐在这张小圆桌旁，安静地吃着饭，可以听到彼此轻微的吞咽声。

我完全忘了喉咙里的刺痛是什么时候减轻的，是喝过了好几勺醋后，还是吞完一整碗米饭之后。

[责任编辑梦也插画莫奈]

原载《朔方》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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